2012年8月13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出现在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这位穷人的银行家又一次以精彩的演讲向慕名而来的听众展示了小额信贷的神奇之处，台下掌声雷动。

    成名后的尤努斯其实饱受争议，但就是在这个仍视尤努斯为座上客的国度，仅在这之前的3个月，一家专门贷款给穷人的P2P（个人对个人）小额贷款网络平台“我开网”(Wokai)，却在运营5年之后宣告寿终正寝。

    它曾经很美

    2007年7月，美国姑娘魏可欣(Casey Wilson)和同样来自美国的室友孟康妮(Courtney McColgan)一起创立了“我开”，取意“我要开始自己的小产业”，通过募集捐款的方式，为中国乡村日可支配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网站注册地在美国奥克兰，北京办事处则作为这家境外组织的代表机构，开展着这项小额贷款项目。

    “我开”的具体运营模式是：地区合作机构对当地需要贷款的贫困农民进行评估，并筛选贷款申请者，在“我开”网站上公布他们的信息，看到信息的资助人选择申请者并捐献无抵押贷款。贷款每个月分期偿还，一旦一笔贷款收回则立即拿去帮助另一个需求者。

    从两个人开始，“我开”一度在全球15个城市设立过分支机构，拥有200余名志愿者，共筹得50余万美元的捐款，累计发放过1500笔小额贷款，帮助了961位中国农村申请者实现创业梦想。

    起初，“我开”99%的资金均来自美国和香港。但中国整体经济的强劲增长，让许多不甚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开始拒绝再向中国捐款。而且，与孟加拉等南亚国家民众认可小额信贷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小额信贷的慈善性质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对美国人来说，信贷是商业模式，很难让人感到信服。

    于是，“我开”也尝试把募资转向中国国内。2011年，“我开”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取得国内公募资格。

    “记得创业初期，几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说，‘在中国，人们绝对不可能放心地把钱借给互联网另一端的某一个陌生人’。”孟康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信心满满地说，“我有理由相信，人们对‘我开’和小额信贷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

    骤然倒地

    然而，自信敌不过无奈的现实“我开”在一片诧异中骤然倒下。

    2012年的五一劳动节刚过，“我开”宣布停摆的消息突然起来。“我开”网站发布声明：将结束各项业务，“我开”进入收尾阶段。

    其实在2011年获得落地资格后，“我开”从国内募集的资金依然少得可怜。5年下来，“我开”募资成本高昂，不仅要举办各种活动为外国民众讲解项目，还要负担美国和中国的机构运营支出，承担网络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另一方面，“我开”也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来产生足够的利润，以维持各种运营开支。

    除服务成本外，小额贷款机构还要承担服务对象的风险成本，贷款收取的利息仅够勉强维持生存，更不用提盈利了。“贫困农民完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游离状态，一旦宏观经济发生改变，最先倒下的就是他们。”“我开”的一个地区合作机构负责人说。

    拮据的状况，让我开网不得不一再压缩人工支出。“我开”的上海分会副会长陈凯峰当时说：“‘我开’能维持到现在的原因是全球17个分会的志愿者队伍都不拿工资，只为了那份热情。”CEO魏可欣一共募集到65万美元，也没有任何工资。虽然按照美国职业筹款人的规定，10%至15%的佣金是合法所得。

    路在何方

    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仍处于试点状态，因此相应的管理监管都不到位。

    首先在管理上，目前，小额信贷公司的设立批准及监管都是由省或直辖市的金融办负责，在设立中严格限定其为“只贷不存”的公司。由于是公司，所以小额信贷公司管理应依托于《公司法》，但现行的《公司法》中，没有对涉及贷款类业务公司的规定，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金融办的要求执行的是金融机构的财务准则和流程。

    其次，在身份上，虽然小额信贷公司执行的是金融机构的财务准则和流程，但由于“只贷不存”的限定致其并不经营存款，所以银监会认为它不属于金融机构。由此，小额信贷公司无法获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身份认定，这意味着其享受不到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无身份、无优惠政策、不能吸储，一系列障碍带来的结果就是资金来源的压力。

    目前，中国有五六千家小额信贷机构，但真正意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的小额信贷公司都在追求逐利目的。中国什么时候能拥有“穷人的银行”？谁还敢再踏上这条有前车之鉴的不归路？（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