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相比前一年，2012年的中国公益慈善圈似乎少了几分喧嚣，在平静中度过，那些我们熟悉的国际慈善大家的面孔也甚少出现在中国媒体的镜头前。2012年，“首富”比尔·盖茨没有来中国，而是年初以寥寥数语赠予中国慈善事业，年末以10分钟的视频形式为一场国内的公益论坛“交了差”；“股神”巴菲特也没有来，而是把他的小儿子派来中国走个了过场；80后富翁扎克伯格曾短暂光临上海，但似乎只是来享受他的私人假期……

    慈善巨头们不再频频在这片土地上走秀，或许反而是件好事，毕竟个体慈善人物的贡献再大，也不一定具备可复制性和可效仿性。如果要衡量国际公益力量在这一年中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行之有效的帮助，还是应该考量那些在中国地面上开展行动的国际公益组织和项目。

    然而，纵观2012年的在华国际组织和项目，可能还是要从平淡甚至惨淡说起。在华的国际组织（来自香港地区的除外），大多数来自于美国、欧洲及日本。然而，在2012年，美国的“财政悬崖”、欧洲的债务危机、日本的萎靡不振，使得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预算进一步缩小，加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种种因素使得我们和这些发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产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这一年中，我们这种从“被资助”的地位向与他们享有共同利益的转变，由于这些因素的加入，变得更为明显。

    随着这些年中国部分产业的快速发展，许多国际“官方发展援助”(ODA)早已开始纷纷撤退。“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已经迈入一个介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阶段。中国不仅有意愿去帮助别的国家并且也有能力去帮助别的国家。我们视中国为重要的战略发展伙伴，并希望藉由中国的力量去帮助那些还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叶雷今年初的一番讲话。于是，经过了反复的撤资和恢复供应后，迄今在中国已投入超过10亿元防艾资金的盖茨基金会，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最终还是决定于2012年年底结束对中国防艾的援助。而意味着从2013年开始，中国民间防艾组织不得不进入资助筹资的阶段，这是它们从未碰到过的局面。

    防艾，仅仅是外资撤离的众多活动领域之一，而在诸如环保、妇女权益、人权、禁毒、救灾等类似领域，民间组织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倡导者”、“监督者”和“保证者”等角色，失去了境外资金援助这根依赖已久的拐杖，它们能否继续站稳，无论在2013年还是更远的未来，这都是中国民间公益圈首要关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许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开展仍然受到许多限制。长期以来，一大部分国际组织的工作似乎是隐形的，它们在中国既不能注册，也没有任何机构负责与它们进行联络和沟通，更不能在国内筹资，在国内也很少进入公众和媒体的视线。虽然许多组织在中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民众对它们了解极度不够，相反它们在非洲投入的资金效率并不是很高，却永远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这也是它们纷纷出走中国的原因之一。“我开”，曾经一个很美的案例，曾经一个打破常规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外国种子，就在这些无奈的现实中，于2012年5月终结了它的历程。

    当然，部分国际组织和项目的撤资或撤离是目前国内公益圈的必然走向之一。我们也应该预判到，这对于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将意味着会有大量拥有行业背景和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从这些已撤离的国际组织中分流到国内的草根组织中，大幅度提高后者的专业化程度。

    而伴随着许多国际组织的撤资，我们也迎来了另一批把支持重点放在将国际技术、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中国伙伴的国外机构。换句话说，国际组织正以这种形式实现着它们在中国的本土化。

    在2012年，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的大面积展开，这些“传授型”的国际组织活跃在国内的基金会、NGO和企业中间，为后面三者搭建了合作的桥梁，并且输送了筹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三者之间的跨界合作在这一年内仍然是公益慈善行业的热点话题。

    目前困扰中国跨界合作的问题主要是参与者缺乏对角色的清晰认识，以及合作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具体表现为以资金方式支持NGO项目的基金会屈指可数，即使投资也不愿意用来进行员工或NGO能力建设，而NGO仍然还做为传统意义上的受捐方，没有实现在合作中与基金会和企业的平起平坐。成立于1992年的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国际机构。其推出的慈源项目——中国公益慈善孵化器在2012年内继续针对上述表象和其背后原因，通过公益创投、公益催化等多种方式搭建创新型的跨部门合作平台，提高着中国社会投资的价值。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那些长期扎根中国、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老牌”国际组织，依然一如既往地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发挥着应尽的职责。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参与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的工作中来。30多年来，WWF在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下，为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2年11月，在农业部的牵头下，WWF联合了国字头的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科考队，在武汉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长江淡水豚类科考活动。而另一则在2012年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黄金大米”事件，也是在国际组织“绿色和平”不遗余力的追问下，才暴露在舆论面前。

    在平淡的2012年中，国际组织有的放矢地展开着对这片土地的帮助，在关键时刻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对自己的定位，它们依然保持了国际公益组织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