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11年郭美美事件对红会公信力的致命性打击，2012年红会迎来了一个改革年，各项改革措施中，最令人关注的无疑是7月10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和12月7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虽然在此之前，红会就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了各种有关改革的信息，例如信息化建设，公开招聘、整顿关联机构等等，但这些举措无疑都是未触及核心层面的改革。直到《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正式下发，红会的改革才开始涉及核心层面，也终于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版图和时间表。

    《意见》首先对红会的角色进行了正本清源，将红会定义为“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是一个受着”三重赋权“的社会组织。除此之外，在《意见》文本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阐述中，红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红会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同时还首次亮出了信息化时间表。红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从松散走向紧密。在强调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还特别提到“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

    至于公众一直关注的红会“去政府化”问题，从目前所显现出的改革意图来看，红会在“去政府化”的方面表现并不十分清晰，甚至红会和政府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被强化了。“各级政府要依法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并且“加大中央集中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红会的支持力度”，这些都加强了红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

    除了《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外，12月7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也同样是红会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经多方推荐和严格遴选，（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将开展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会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