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我叫河原启一郎，日本人，现正计划环球骑行之旅，中国是我的第一站。在这里，我经历着中日之间最敏感的时期，也感受到地震等灾害带给中国友人的伤痛。在生活中我是一名旅行者，也是一名公益行动者，我认为在旅途中能帮助别人旅行才会更有意义。”10月16日，在腾讯燕山大讲堂上，河原启一郎对在场的听众说。

    2012年夏天，一名日本游客在武汉游玩时自行车被偷，三天后被迅速找回。这则新闻瞬间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位骑着自行车环球旅行的日本人河原启一郎。

    9月，在彝良震后救援中河源启一郎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再一次将他拉进了公众视野，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但他依然作为一个“公益无国界”的实践者而特立独行。

    日前，他来到北京，向在场的听众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故事。

    让自己更像中国人

    云南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湖北武汉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9月8日晚上，在友人家中收看电视时知道云南彝良地震了，我就准备启程前赴灾区。但由于之前已经答应为河南南阳一所高校做公开演讲，所以并没有马上到达彝良灾区。而是按照计划，10号从武汉出发，12号抵达南阳高校演讲，再从南阳到西安、贵阳，这一路上募集到了约80公斤的灾区必需品，像药品、衣物、食品等。

    同时在贵阳还等到一位从越南过来的日本朋友，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位环球骑行旅行者，曾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我们有着共同目标——去彝良救灾。

    我在微博上写了两条日志。第一条，去年三月份日本东部大地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志愿者都前来提供帮助，“现在是轮到我们来帮助的时候了”；另一条则是，“现在我将乘坐46小时火车前往贵州，然后前往灾区救援”。

    9月16日晚，我和朋友去吃晚饭，途经一家台球厅时被一群青年人认出我是日本人，并开始起哄。

    我和中国朋友被围堵在饭店门口，刚刚起哄的那些年轻人说要打我，我的中国朋友帮忙解围但那帮人似乎并不肯轻易善罢甘休，最后还是在朋友母亲的帮助下我才脱困，还好当时并没有怎么受伤。后来我得知这群人，并不是很好的年轻人。

    说实话，经历这件事后，我有些哀伤，但没想过要放弃。当时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沿路募集到得东西送到灾区。

    只是事后我对自己加强了保护，首先是改变一下装束，不再一味地戴着发箍，裤子也不再是我平常的那种宽松肥大的，出门时尽量少说话。还有些中国朋友给我支招儿，使我看上去更像是一名中国旅行者。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其实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好的人。在我微博上，也不时会有网友留言表示关心或者致歉，他们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请保护好自己。”

    我很感激这些理解我、支持我的朋友。

    我在救灾现场

    到了灾区之后我才发现，现场情况要比我之前想象的严重，彝良的道路已经完全坏掉，好多地方车、人都不易通过，当地没有人力、也没有物资，灾区到处都是倒塌房屋和震裂地带，村民们都住在急救帐篷里。我作为志愿者去帮助他们清理淤泥、包扎伤口、发放物资。

    在日本，灾害发生后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进入灾区，这些组织很有次序，救援侧重点也不一样，民众只要是想进入灾区参与救灾，都能很容易找到适合自身的组织。

    在彝良，我找到了一个专为民间志愿者提供指导的工作站，这是由壹基金救援联盟联合其它几家民间组织共同成立的。我觉得这个小站就像是民间力量在灾区的主心骨，集合着各种来自大家的正能量，通过工作站把各地不同的物质汇聚起来，有序发放到灾区去。另外工作站靠近灾区，方便采集灾区信息，及时把信息放到网上、传到外面。

    最初站内有250名志愿者，后来只剩下30个，并且都只能在站内做运输，因为灾区仍然存在危险，所以普通志愿者是不能到一线救援的。

    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在前方工作，同时也可以在后方进行信息支援。但是我总是感觉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太渺小。于是，我通过自己的微博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彝良的灾情，影响更多的人，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寄送物资、药品，而这是我想要看到的。

    在我离开工作站后，仍然通过微博号召大家捐出一些实际装备等物品，我将这些装备物品都转给了工作站的同事，希望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

    对于募集来的物资，我不太喜欢捐赠人直接捐钱，因为这样有可能到时候说不清楚，我倒愿意接受一些实物，衣服、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如果要是有人捐钱，我也会将这些钱全部买成物品。

    每一个捐赠人捐赠物品时，我都希望和他照一张交接时的照片，我会将照片带到受助者身边，当面告诉他就是这个人在帮助你，你一定要记得。

    这种感觉很好。总之，中国不是有句古话么，叫“金钱是万恶之源”。

    离开也是无奈

    本来计划在灾区待上半月至一个月的，但没想到三天后就回到了北京。

    在当地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想做的很多事情变得困难起来。这可能是普通的志愿者体会不到的。

    我去商店买水，老板听我说日语就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确认后他便说：“我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卖你东西，你走吧。”

    其实救援人员和我在一起时是很友好的，我们甚至一起清淤、一起搬动大块落石。但我也能感觉到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些为难。可能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比如，假设我在彝良不被欢迎甚至受到攻击，就可能被媒体报道，那么日本国民肯定会不高兴。这反而会对当前两国关系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跟当地部门沟通后说“我干几天就走”。

    几天后，我很遗憾离开彝良震区。但我仍然记得，在震区时中国友人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记得我在杭州时，甚至有些记者朋友专门在我身边，他们不为采访就为保护我的安全，让我很感动。

    我打算24号再去云南昆明，不一定会去灾区，但只要灾区需要我，我就一定会出现在那儿。

    做公益不一定要加入某一个组织，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公益，当你被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出现，这就是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