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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社会闲散分子’,不考试、不出国、不工作,到哪儿都是要被人另眼相待的,就是还好,有间隔年这么一说。”今年夏天,那拉荣泰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专业顺利毕业,于是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调侃。 同时,身为“大未青年网络”创始人的他,在“22岁要做的几件事”里郑重写到,“把大未青年做成模式”。 没错,就是很大的胃口 2011年3月23日,在那拉一拍脑袋的点子下,一群来自北京各大高校有着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社交圈子的青年们以“地球一小时”行动为主题和契机聚到了一起,他们享美食、聊公益、谈未来,颇有相见恨晚的架势。聚会上大家一拍即合,决定这种即兴而为的主题讨论聚会还要办下去。 那拉也从聚会的召集人成了一个小范围网络的建立者。 随后,就产生了邮件组和人人主页。邮件组供任何有兴趣的青年自由加入,在其中分享公益资讯、探讨话题。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张倩也在这个邮件讨论组里。 一次,一个叫晨曦的女孩儿在大未邮件组里发了封邮件,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办一场TEDxBeijing的活动。接着,通过大家的积极响应,聚集了很多人的帮助,不到五个星期就把这个活动成功的举办了。晨曦在给大未的感谢邮件中写到“开始还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做,万万没料到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真是个奇迹。” 也正是这件事儿,让整个团队有了一种成就感。“通过邮件组这个形式,聚集起一群人、形成了一个讨论圈,然后通过大家的讨论去促成了一件事的完成。当你看到通过你的行动真的去改变或者帮助到一个人、一个项目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了。”张倩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到了2011年的7月份,这个小圈子已经组织了5次线下讨论,每次都有30人左右参加,单月的线上公益资讯分享达到52条,发布整理了两期《每周大未菜单》,分享六个类别的公益信息和机会。 关注度持续上升,邮件组和一个网络页面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不让更多的资源转起来? 那拉和十几个“大未青年们”建立起了正式的网站。当时团队中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黄若兰还帮忙设计了属于他们的logo——一副筷子和一个碗。 这一切都谐音自“大胃”——指一群对公益、对未来、对成长有着大胃口、更有大未来的年轻人。 青年公益社交网络 “大未青年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现在已经是大未青年线下活动“聚·大未”的负责人张倩介绍道。 一方面,公益资讯组的成员定期搜集筛选各种公益资讯,包括公益讲座、公益活动、志愿和就业机会等,这些资讯大多面向新四年人群。每周整理成“公益资讯菜单”,发布在大未青年的邮件组、网站、微博等各个渠道。另一方面,每月组织的“聚·大未”线下活动,是以聚餐、茶话会、观影等形式展开的小型聚会,每次围绕一个选题交流。“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将参与公益实践的青年聚集到一起,使青年们能收获友谊,了解资讯,碰撞思维。现在我们计划把大未聚会的模式推广到更多地方,建立地区内的公益青年关系网络。”张倩说。 “我们坚持做了十几个月,发现大未的线上资讯发布可以进一步弥合青年公益中‘精英’和‘草根’之间的信息鸿沟。能让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也可能让一些人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那拉这样说。 现在,负责“大未青年”运行和管理的团队大约有15人左右,大家都是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完成工作。关于“大未青年”团队本身,那拉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能不能让成员不用放弃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不用为了开会满城奔波,不用自己补贴社团工作?”于是,那拉的“靠谱”体现在做事的高效和条理性上。这一群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开会,如果没有目的,“跑题”是一定的。所以大未青年们每周利用网络语音开管理例会,一个人主持、一个人记录、一个人计时,规定好1个小时之内要讨论清楚的事情,每项工作都有截止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效率。 成都的大未 那拉和同伴们在北京组织活动的同时,也许还不曾想到,远在“天府之国”成都,正有人和他们做着同样的努力和尝试。 在西华大学念书的刘梓舟因为专业的关系,偶然参与到中华慈善总会灾后心理援助计划活动。也是这次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公益,并喜欢上了公益这件事儿。一次到北京参加大学生论坛,刘梓舟开阔了眼界,收到了很多公益资讯,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进行头脑风暴。 但是他也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少有这样的机会和资源,因为学业繁忙,关注社会创新和公益领域的同学并不多。“当时我很羡慕北京青年的公益氛围,也感受到了自己有这么多一路同行的朋友,并不孤单,就想把这些带回成都。”他说。 于是他做了一个线上的分享小组。后来参加了大未青年的线下活动后,他说:“我很赞同这个模式,就说那我就做一个大未青年成都吧。” 刘梓舟作为成都的负责人,在组织线下活动时也有了自己的小心得。“主题要贴近实事热点,才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在“黑熊取胆”事件备受关注时,刘梓舟联系到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组织大未青年参观其位于成都的黑熊保护基地,当时有来自11所高校的青年人参与了活动。“那里是收容和救助被伤害过的黑熊的地方,大家只有亲眼看见才会有很深的思考和感受。”刘梓舟说。 大家管我们叫“新四年” 虽然那拉喜欢时不时的调侃自己,可是同伴们的评价都是“靠谱”。那拉自己做的事情足够“靠谱”。曾在绿色和平、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实习;参加联合国在中国天津、墨西哥坎昆、泰国曼谷三次谈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学术助理;青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志愿者等。 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一个标签——“90后”。 “现在有个新词儿,管我们叫新四年。”张倩告诉记者。新四年指的是大三、大四和本科毕业后两年的这四年,现在基本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青年。“这是我们定位的目标群体。” 当自己刚走进大学,一切都是新鲜的、也是未知的,“当时我还是在尝试和模仿,也会跟风地做很多事儿。”到了大三,张倩开始沉淀下来,认真而深入地做一件事儿,并且思考更多。她现在同时也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的舞蹈表演课老师,“去做志愿者有直接的、很真实的成就感,每次去上课孩子们就会扑过来抱着我,每学期我都会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进步。大未青年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和品牌建立的过程,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看见质的飞跃,接触的面更广。”张倩说着自己做公益的感受。 这也是大未青年网络将目标群体定为“新四年”的原因,相比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开始褪去迷茫、有成熟和独立的思考,比起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人,他们又略显稚嫩,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都是他们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在树立自己人生观很重要的四年中,在心里播下一颗公益的种子,不管以后这棵树会长多高。”刘梓舟如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兼职做些公益的事儿,还有自己的工作和人生规划,但是这个概念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链接 FOUR 新四年 大三,大四,毕业第一年,毕业第二年。如果给你一次机会,重新规划这四年,那么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变化? “新四年”是一个概念,提倡把大三到本科毕业的第二年这四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是学生生涯和职业生涯中间的过渡阶段。在新四年时期,大学生们做了哪些事情、遇到哪些人、去过哪些地方、学到哪些东西,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人生都有关键性的影响。 新四年研究院(FOUR Institute)是研究讨论这个概念的公益机构,通过研究(线上讨论/线下工作坊)、联结伙伴机构和拓展(创想孵化)来开展行动。 2012年5月Oliver Ding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了一场“新四年工作坊”的论坛,议题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发展讨论》。在这次论坛上,他认识了来自纽约的陈沐,为了继续把这个概念传播下去,Oliver Ding和陈沐决定发起一个名为“新四年研究院”的公益项目,用来追踪、讨论和研究一系列与新四年概念相关的议题。新四年研究院(FOUR Institute)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自由参与,自由退出,聚集各类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四年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