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

    《公益时报》：如何解决中国式养老难？

    杨团：最难两条，一是个人有效支付能力不足，尤其农民；二是深度老龄化之后，失能失智老人增多，整个国家为此而支付的长期照护服务成本高到可能承受不起。所以，解决问题一定要以最必须的长照服务提供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以此为基准设计社会政策、制度、法律。

    “养老”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钱就不是问题。我国政府要出台政策，不仅是资金，更主要的是发展依靠家庭的老人服务。

    《公益时报》：如何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养老？

    杨团：从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和供需缺口判断，推动非营利民办养老机构大发展必将成为我国今后30年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老年服务机构的性质并予以立法。需要在这类机构的政策定位上作出重大选择。此外，需要制定养老机构汇总非营利就业国家战略。

    《公益时报》：如何促进社会养老服务？

    杨团：这不仅需要政府检验，而且还有一个组织的问题。比如在山西永济有一个横跨蒲州、韩阳两镇的农民协会，成立14、5年了，既做经济服务，又做社会福利。他们组织健康协会、老人协会，还专门派人到老人家里做居家服务，老人出资很少，服务员的工资农协有补贴。

    另外，在消费上，提升质量、提升水平就是养老服务。我们的养老服务到今天也都还是保姆服务，而且保姆服务的水准和要求比较低。但是到国外看一看，80岁的老人有一整套一百多套工序的很完整的服务，它是使人有尊严的服务。

    家庭养老也还有空间，看怎么做，关键还是要组织起来，谁组织？一定是社会组织。

    中国最终一定要走“农民互助组织、社会共治养老”这条路。这是很有效的办法，也有经验可借鉴。（本报记者 刘丽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