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为保证救灾物资和车辆能尽快抵达灾区、保持道路畅通，昭通通往彝良的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只有救灾车辆能通行。就在我们的车辆登记时，一个眼睛红肿、满脸焦急的学生扒着窗户问我们能否搭车。他是昭通一中的学生，老家在彝良洛泽河镇，家里电话不通，老父亲独自在家。他的同学去他家看过，房子已经倒塌但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他想回家但客运大巴已经取消。我们带上了他，他一路上都在说谢谢，但可以看得出来眼泪一直在他眼眶里打转。途中他接到了电话，好消息是，父亲平安……”

    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和同事们的“云南彝良救灾日志”，日志发布在官网首页，记录着他们每天的工作动态、灾情最新进展、物资调配发放情况、资金使用明细等。从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到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再到“9.7”云南彝良地震，每次有特大自然灾害发生，王军都要第一时间冲到最前线。作为几次大灾救援的亲历者，他笑着说，经过几年的历练，扶贫基金会有了一套完善详细的应急机制和工作流程，所以在面对大灾大难时“成熟了，也淡定了”。

    评估筹款同步进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介绍：“当时得知消息后，根据受灾情况、当地贫困程度、扶贫基金会现有的资源等，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当晚知道死亡人数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派人过去。”

    此次云南彝良发生地震的当晚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召开紧急会议，第二天当时距离灾区最近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赶往现场，进行灾情的快速评估工作、了解当地灾民需求。同时基金会启动灾难应急响应机制，通过自己的网站和媒体发布捐款倡议、开通捐款渠道、开始逐级动员，调配了100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往云南彝良灾区，其中包括10万元在当地采购的物资。

    可以说，现场灾情评估、了解需求、消息发布、筹款、调配物资、捐物等一系列事情是在同一天内同步进行的。

    王军回忆起当年的汶川地震，他坦率地说：“去的时候，大体有个初步的想法，但是当时具体要做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现场拍板决定，现在想来，那是一次练兵、是摸索中前进。”

    4年之后的云南彝良，王军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时候，快速评估、联络当地政府和扶贫机构、向总部发送物资需求等工作，先前的同事一个人就完成了很多。“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灾情评估准则和工具，有了到达灾区后的详细工作流程，每一步都有完全的流程和参照，物资的采购也有现成的标准和合同，所以工作有效率、心里有底。”王军说。

    据9月17日扶贫基金会阶段性救援工作报告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6日，扶贫基金会共计收到捐赠款物总价值701.8万元，其中物资捐赠价值225.9万元。

    准备工作保障救援及时高效

    2003年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成立了紧急救援项目部，但成立之初，部门可以算是一穷二白、缺资少物。

    “2002年雪灾发生后，我们筹到物资很兴奋，可是送到老乡手里都过了1个多月了，已经失去了紧急救援的意义。所以那时我们就在思考怎样使准备工作更加完善，那就是工作要提前。”秦伟说。

    于是，基金会做了这样几件事。

    在民政部的天津物资储备库租用部分地方，常规年份有几千万元的物资储备，包括衣物、毯子和卫生包等易于储备的救灾急需物资。

    因为基金会大部分资金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定向筹款、专款专用，所以为突发性自然灾害留有预算但是不会很大，这就体现出储备库的存在价值。此次云南彝良地震后，扶贫基金会就在第一时间从储备库向彝良紧急发送了卫生包。

    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包括扶贫系统的联络网、企业个人的捐赠网络、各地的信息采集网络等。“我们第一时间到了之后，能找到自己的依托点，就是当地的扶贫系统，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能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把需求消息发送出去。这也是整个扶贫系统的优势和完善。”王军如是说。

    “把应急培训、网络建设、物资储备还有很多渠道的东西都提前做好，所以发生重大灾难时候我们才能快速高效的工作。大家知道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后，有了灾情也自然就有人来找到我们。”秦伟介绍。

    灾后重建是工作重点

    “紧急救援阶段组织和志愿者涌入的比较多，但是后续工作时候又会潮水一般的退去。”王军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汶川一直坚持到了2010年的年底才撤去，那时候基本已经没有公益组织还留在那里了，而在青海玉树地区，援建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在云南彝良地区，工作人员在进行深入的评估和调研。

    王军介绍，在紧急救援阶段，政府、武警官兵和专业的救援队伍要进行72小时生命救援黄金时间的紧急搜索，这时候，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要进行了解灾民需求、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亮点，很大一部分在于灾后重建，通过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帮助灾民进行以后的生活。”

    “我们有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团队，骨干力量从汶川地震到现在基本是没有变的，经过这三年的历练，基金会成熟沉淀了许多，有了相对完整细致的流程、有了自己的套路。”王军如是说。

    经过几次重大灾难，令王军感触颇深的，不论是政府、公益组织、志愿者还是受灾民众，灾后反应都更加镇定、更加成熟。在云南，他看见的是搭建整齐的帐篷，紧张有序的工作现场，有学生现场发放自制的救灾手册，志愿者手牵着手拉出人行道指示方向，受灾民众也在进行生产自救。王军感慨，“这不仅仅是基金会的成长，整个社会面对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都在成熟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