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记者 李妍琦 实习生 梁纯德 马静仪/文 张国防/图

    9月13日，对于深圳大学医学院2010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刘帅烨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她经历了学医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第一次”。第一次上局部解剖学的课程，第一次和同学一起打捞起“老师”，第一次在刺鼻的药水味中仔细地将“老师”的身体擦洗干净；第一次用洁净白布将“老师”的身体严实包裹好，默哀并鞠躬致敬……

    “无语体师”，是深圳大学医学院学子对遗体捐献者的独特尊称。在医学院师生眼中，每一具遗体，都不是冰冷的，而是可以教导他们的“老师”。他们没有动作，却带着学生探索人体奥妙；他们没有表情，却教会学生们爱和感恩；他们没有言语，却授予学生心存感恩，时刻行善。每届新生入学，都要上一节深大医学院独有的课程——“大爱无疆、无语体师”医学人文教育课，与遗体捐献者家属面对面交流，向无语体师致词。

    “遗体是学生的‘第一位病人’，更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深大医学院老师王军告诉记者，“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学会感恩，将对‘老师’的感情升华为爱与善的循环，将来放诸病人身上，回报社会。”

    “我刚开始也挺害怕接触遗体的，但上完这门课程后，心中的害怕早已被深深的敬意和感动取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老师。”深大学生刘帅烨说。

    师生的诚意让捐献有意义

    医学院的师生们，经常会去遗体捐献者的家里探访，为其家属带来慰问和关怀。“黄伯伯的老伴也是我们的老师，黄伯伯现在一个人住在深大附近。我们有空都会去他那里，帮他打扫卫生、做饭、聊天。”刘帅烨说，同学们还成立了一个义工小组，经常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以回报无语体师及家属对他们学习生涯的极大帮助。

    “你们别来了，我自己过去。”8月底，学生们提出要去无语体师谢国桓家里进行探访，他的遗孀黄淑芳提出了这个请求。

    黄淑芳中年丧夫，丈夫的遗愿是捐献自己的遗体，她忍着悲痛答应了丈夫。之后每天上下班，黄淑芳都会专门绕道走过深大，为的就是离丈夫近一点，感受他的存在。

    “我跟小儿子说，爸爸到深大当老师了，一两年内都不能回来。有一段时间，小儿子非要闹着去见爸爸。我就把他带到深大这里来了，我跟保安之前就说好不能让儿子进去。最后，小儿子提出要给爸爸打电话。我假装打通电话，然后拿给他。小儿子对着电话喊‘爸爸，我来看你了。就在学校门口，你看到我给你招手了吗？’现在，如果有人问儿子，你爸爸到哪里去了，他就会很自豪地告诉人家：‘我爸爸在深大医学院当老师。’”黄淑芳笑着对同学们讲出上面的话，但同学们早已泪如雨下。

    参与探访活动策划的公益人尹小龙更是坦言，自己当时正在拿DV记录，听完这段话，忍不住跑到阶梯教室嚎啕大哭。“学生的探访也让黄淑芳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她之前曾担心先生的遗体是否能被善待。看到学生们的诚意，她觉得捐献的决定很有意义，即使面对了那么多的舆论和生活压力。”

    他们将身躯化作春泥

    “恩格斯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众所周知，解剖学最重要的‘教具’就是遗体。解剖学教学对于每个医学生而言，是窥探并进入医学圣殿的第一步，因为正是有了这些遗体捐献者的奉献，学生才有更多实践的机会和知识。当前国际上遗体主要来源于志愿者的自愿捐献。在我国，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遗体捐赠目前还处于极度稀缺状况，这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体现得尤为明显。全国共有200多所医学院，但是临床医学急需的遗体却出现了极大的缺口，据了解，各大医学院经常是几十个学生共用一具遗体进行解剖学实验研究，有的医学院甚至根本没有遗体库存，只能通过录像让学生了解解剖流程。这无疑严重制约着未来中国医学的发展。”深大医学院老师王军清晰记得，深大医学院接收的第一具无语体师刘国桢，那是2009年的事情。

    刘国桢老人病逝时候已79岁高龄，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为祖国医学事业做贡献。“反正那个时候我也感觉不到病痛，那为什么不让这群未来医生在我身上练刀，让活着的人能够少受点痛苦呢。”早在2004年病危的时候，老人就向子女表达了他的愿望，提出要捐献自己的遗体。然而，当时深圳并没有合适的单位受理，这让老人感到很遗憾，也对遗体捐赠的事一直念念不忘。2009年，老人再次病危，其家属辗转联系到了深圳红十字会器官遗体捐献协调员高敏，最终得以完成老人的遗愿。

    谈起遗体捐献者，王军几度哽咽。“深圳，这座充满爱心的文明之城，已经有许多志愿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成立于2009年的深圳大学医学院，在深圳市红十字会的支持下，已经成功接收了‘无语体师’75具。每一位无语体师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都是朴实而善良的普通市民，但都有一个纯粹的愿望，就是在生命化为尘土时，以自己的身躯作春泥，让一群将来救死扶伤的准医生可以在解剖刀下获真知。”

    他们渴望用身躯延续生命

    “刘国桢，2009年1月9日，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在高敏的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写着每一个捐献者的信息，现在这串信息已经有73行。73这个数字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绝对不会是骄傲，而是一份感动，一份因信任而生的坚持。高敏至今能记得每一位捐献者的逝世时间，分秒不差。这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与高敏邂逅。他们的托付，让高敏觉得既沉重又荣幸。

    作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遗体捐赠协调员，她从2009年开始接近这群希望将生命延续，用于医学事业的遗体捐献者，深大医学院的75具无语体师，其中有73个是通过她的协调成为了深大的“老师”。

    2008年8月，医院的一纸诊断书对于当时只有32岁的蔡旭丽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肝癌中晚期！蔡旭丽抱着只有8个月大的女儿找到了高敏。她痛哭失声，自己不愿意离开可爱的女儿，也不愿意离开深爱她的丈夫，可是疾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小丽告诉高敏，自己是乙肝病毒感染者，但一直都控制得很好，甚至在生下女儿时，病毒的复制性也是很低，女儿也没有发现携带乙肝病毒。绝望过后，小丽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深大医学院，让这群学子研究自己的疾病。

    “小丽是客家人，生活在一个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家庭里，一开始她的决定让家人很不能理解，但是，她很坚持。”高敏回想起与小丽相处的点点滴滴，心还会隐隐作痛，“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够将自己的遗体作为医学院的孩子教学用具，让他们快快成材，治疗更多的疾病，让更多的人不会过早失去亲人，让更多的孩子都能够在母亲的怀抱里健康成长。”高敏说，“有时候我也会觉得累，经常半夜往医院跑，但是我会为了他们的信任而一直坚持下去，让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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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李妍琦手记

    9月13日晚上，我发了微博：“很多人都害怕的事情，我们都要假装不怕，然后就真的不怕。很多人都不想经历的事情，我们都要真心换位，然后就感同身受。很多人都不能解决的事情，我们都要试寻出路，最后照亮的是一批人。——为记，感谢今天也给我上了一课的无语体师们！”

    本文的主角，他们始终不曾开口和我过一句话。但此刻我觉得，没有呼吸的他们，还是有生命的，只是有了别样异彩的形式。我们如此接近。

    （本报道由公益时报与深圳晶报联合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