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绿色和平2011年报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2年8月底，绿色和平组织将一篇发表于美国《临床医学杂志》论文中涉及有关转基因“黄金大米”在中国湖南进行过儿童人体试验的内容踢爆，这个国际民间环保组织有意无意地在食品药品试验的监督管理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黄金大米”事件纷纷扰扰至今依然尚未真相大白，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究竟是为什么决定公开此内容，接下来又将如何做依然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在绿色和平北京总部专访了“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区域发展总监冯家强。

    《公益时报》：绿色和平之前如何发现有关黄金大米中国试验的问题？又是如何决定公开此内容？接下来打算如何做？

    冯家强：当时我们就是在网络上发现了一篇关于“黄金大米试验”的国际科研论文，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公众知道相关内容。

    关于曝光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个我们是有考虑的，但是这些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前提，就是本来过程是什么。我们针对每一起我们认为值得曝光的事件都会派出大量调查人员去调查，找到相应的证据，所以我们在调查公布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确实证据，说出来就是很坚实的事实。

    针对黄金大米试验，下一步绿色和平暂时没有相应的行动。

    《公益时报》：类似这种帮助地区公众维护权益的活动，绿色和平如何量化结果？

    冯家强：绿色和平将长期检查视为一个有效评估手段，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此来量化结果。

    《公益时报》：绿色和平作为在加拿大成立的环保组织，在进入中国时如何组建，得到哪些帮助？

    冯家强：绿色和平作为国际组织，最开始进入中国是1997年，当年绿色和平香港分部成立。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绿色和平当时认为如果中国还走欧美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这么多地球可以承受这种环境代价，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有一些工作，让中国走绿色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绿色和平为什么要在中国以至于其他发展中国有工作的原因。

    正式进入内地是在2003年，那时绿色和平最开始是跟国内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建立信息中心，这促进了跟中国学者、官员的合作，也得到不少帮助。

    在中国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豆油等大豆食品。当时，这些大豆原料基本都是来源于美国，这些原料中有部分是转基因物种，学界当时对于转基因物种还停留着比较浅层次研究，绿色和平推出了转基因食品指南。

    《公益时报》：绿色和平近年来在中国的事业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绩？怎样的结果算是比较成功的行动？是否符合绿色和平对自己的定位和预期？

    冯家强：就全球而言，就是保护大气臭氧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使用的大多数冰箱里面都含有一种叫氟利昂的制冷物质，这种物质排出的二氧化碳对大气层造成严重破坏。经过绿色和平的工作，影响到了很多公众和商家，最后全球基本没有再使用氟利昂作为制冷物质了，转而用绿色和平提出的一个替代品的，当时中国商家率先用这款替代品就是科龙空调。现如今损坏臭氧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中国来说，就属转基因水稻，当时中国已经给转基因水稻颁发了试验性种植安全证书，不久经绿色和平调查发现有超越试验性种植的程度，我们就立刻叫停了。因为当时全球对于转基因认识都还是很浅层次的，就在这个风口上，如果绿色和平组织不介入，有可能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转基因水稻了。也正是因为我们努力，农业部2011年出台政策：今后5-10年内不允许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国际和中国两个例子都是绿色和平认为比较成功的例子。绿色和平通过自己调查努力，基于事实原则将事件还原出事件全过程，提供给公众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最终民众仍然会自行选择，当然，政府选择今后也要用谨慎的态度。这些活动符合绿色和平对自己定位和预期。

    《公益时报》：在中国，国际NGO的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绿色和平如何规划自身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冯家强：挑战方面来说，企业主们不喜欢绿色和平去做调查，有时甚至是会将一些重要材料隐藏起来，所以绿色和平要不断改变工作方法，工作条件。面对困难绿色和平都会想办法克服，绿色和平要多一些时间、多一些精力去调查。

    而绿色和平认为逐渐提高的公民意识就是机遇。普通民众自身环境健康意识逐渐提高，他们会发挥消费者的精神不买相应企业产品，从而促使部分企业转型。

    关于未来，在中国绿色和平的投放不会少，办公室可以和其他国家办公室联合起来。绿色和平60多个人要应付中国13亿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够的，绿色和平会在自身许可的范围内会投入更多。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国际NGO在推动区域公共事务发展中的作用？绿色和平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定位？

    冯家强：我觉得就公共事务区域作用应该视不同情况、不同议题，我觉得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角色提供一些知识。二类是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角色，可以把一些科学家、学者和外界的知识引进来，比如可再生能源，早年前，中国很需要引入大量知识，绿色和平就做了搭桥角色将这些知识引进来。三类有时候绿色和平扮演的是自己，比如说刚刚发现的黄金大米时候。

    绿色和平还是一个国际组织，定位就是跨国服务，我们在全球各地有着300万支持者，能够很好地发挥国际联合效应。比如说，像转基因水稻试验，绿色和平就会联合全球各地的组织来进行，大家在不同地区各自有长处。

    比如说，WWF也是国际组织，“地球熄灯一小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环保跨国合作，大家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时刻做的同一件事情。

    《公益时报》：绿色和平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这种区别于其他部分组织受赠模式，能有效保证公正与独立性吗？

    冯家强：受赠企业捐款就一定要为企业服务，但收了企业捐款也会引起怀疑。比如，如果我们收麦当劳的钱，如果有一天肯德基有问题，那怎么办？

    绿色和平很重视自身财政来源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只接受普通市民捐款。另外，独立基金占得的比例非常低。独立基金是指没有企业背景的基金，比如在国外有些家族有一笔遗产，准备捐助给公益组织，这个我们在沟通确认好后是可以接受的。

    绿色和平成立41年来是有不少企业想跟我们合作，但对于这部分捐款我们会很礼貌地告之绿色和平的独立性，会退回去。

    绿色和平捐款大多都是来自于市民每个月100元的持续捐赠，我们全球有300万捐款者，这些捐款能够很好保证绿色和平开展工作时的独立性。目前，德国是给绿色和平捐款最多的国家。

    绿色和平现在在中国内地还不具有公募资格，如果中国内地人想捐款只能捐到香港。非常希望内地NGO政策能够更加开放，但如果选择挂靠国内大型公募基金成为二级基金，我们还需要关注挂靠基金的独立性问题，不能因为挂靠而改变绿色和平的独立工作原则。

    背景链接：

    41年前，一艘挂有“绿色”、“和平”两词的半旧渔船前往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卡岛，欲通过和平方式阻止美国核试，并最终获得成功。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人们看到一个国际性NGO组织逐渐成熟壮大，成长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之一，其开展工作涉及范围广泛，在保卫海洋、食品与农业、气候变化与能源、保护森林、污染防治、转基因水稻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绿色和平在全球多个国家设有办公室，拥有超过300万名支持者，坚持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捐款来保持组织独立性，坚信以行动促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