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部门的合理检查是职责所在，但，面对以公益和公共服务为存在理由的社会组织，当发现其不规范之处时，是想方设法助其规范与完善，还是简单化地一关了之，其实是一个决策方向的问题。

    “我们会不会没有办法继续工作？”进入8月份以来，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室连续遭遇多个基层政府部门的例行检查，该机构负责人陈燕娣近来一直提心吊胆。

    陈燕娣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已经有机构在接受接连例行检查后，随后被房东提前解除租房合同，处在无法正常工作或者搬迁的尴尬境地。

    从今年2月份开始，包括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时代女工服务部等在内的十余家劳务工NGO先后遭到所在街道税务、安监、安防、社保、房管所、劳动监察大队等多个基层部门先后上门检查。紧接着，就是房东以各种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迁。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宝安、龙岗两区的多个部门，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其中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只是例行检查，并没有专门针对该类组织的上门检查。

    西乡街道办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去检查的不是街道的职能部门所以他不了解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相关部门的合理检查都是应该的，不能说做公益就不应该接受合法的检查，这也是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

    搬到哪儿去？

    搬迁后是否就一定安全呢？记者了解到，迫于压力，深圳打工者中心从原来经营了多年的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搬迁到龙岗区南联街道。但搬迁到新的地方后，“工商随即又找上门来，说我们无照经营”，相关负责人陈茂表示。

    而位于宝安区的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因为各个部门的轮番检查，先后搬家5次，仍无法正常工作，现已离开深圳去了东莞。但该机构负责人表示，他们其实希望能够留在深圳。

    那么要想继续留在深圳，搬到哪里才行呢？陈燕娣绞尽脑汁想，“曾经有人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搬到龙华去”。

    青草工友热线负责人李招就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我问他们，去龙华可不可以，他们不作声。但是我问搬到石岩可不可以，他们就说坚决不可以。”

    开放和透明化

    在这次的“检查风暴”中，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应该是受到压力比较小的一个。

    “小小鸟”的创始人魏伟也直言不讳：“我们就是帮劳务工兄弟维权的”。截至2011年底，“小小鸟”已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阳四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具备了每年为10000名劳务工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

    当然，“小小鸟”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早年机构在北京也经历了多次政府部门例行检查事件。魏伟也在挫折中逐渐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即积极主动地进行媒体和政府部门沟通，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和政府关系好，而是积极主动地做政府公关。”魏伟笑着说，这是从“小小鸟”1999年成立至今一直贯彻的生存法则。

    在魏伟看来，近期的“检查风暴”和劳工NGO长期以来的运作方式有很大关系。“社区里的劳工NGO习惯于回避，不愿意主动做政府公关，不愿做更大的社会公信力的建设，不愿把工作更大限度地去开放和透明化，这在长期里造成了政府对这类组织工作的疑虑，这次只是积压已久的爆发。”

    除了积极地进行政府公关，浏览小小鸟的网站可以发现，其所有的财务与资助项目都对外公开，每日接待的劳工咨询、举办的活动也全都当天记录并发布在其官网上，可以说整个机构的运行是完全透明化的。

    魏伟想向同行说：“在维权过程中有时的确会造成一些不合规范的问题，我们办的社会组织也难免有各种不完善的地方，但暴露自己最危险的部分，才能取得信任和帮助。”（据《南方日报》）

    专家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表示，绝大部分劳工组织都只是想帮助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和帮助，这有利于化解当前社会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帮助政府处理此类劳资纠纷。

    他认为，很多劳工组织通过为工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识等咨询服务，一方面让工人们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能够捍卫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工人们了解法律，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矛盾和纠纷。这样可以减少工人们通过信访、堵路等方式去维权，对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和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我觉得基层政府应该转化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一是发现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在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添乱；二是对于劳务工组织，要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给他们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于建嵘说。

    同时，他觉得当前广东省正在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推动和发展，深圳更是在很多地方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政府应该在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规范和引导劳务工NGO的发展。(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