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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丽波 每个公益项目都有它的设计使命和生命周期,在实施过程中也都面临政策、环境、人员等各种变数。 即便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之一、至今已经运转了20多年的“希望工程”也不例外。 2001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即推行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据相关统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 希望工程也被卷进这场撤并大潮。近年来,关于希望小学被撤并的消息屡见报端。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是如何应对希望小学的撤并,并努力保全公益资产的呢?我们就此话题专访了青基会秘书长涂猛。 “两个不丢” 《公益时报》:被撤并的希望小学有多少?涉及的公益资产是如何处理的呢? 涂猛:据我们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全国有希望小学1.7万多所,被撤并掉的占比在5%左右,也就是大约800多所。另外还有3%的希望小学的校长告诉我们有可能被撤并。 在公益资产的处置上,我们坚持“两个不能丢”的原则。一是捐赠资产不能丢,孩子去哪儿,资产去哪儿。资产变卖也好,转移也好,都一并归到孩子们被并去的那所学校。二是牌子不能丢。在新学校要挂上希望小学的牌子,不能挂牌的学校就立块碑,以示纪念。 《公益时报》:这样的处置方案是理事会的意见吗?涉及的公益资产不是小数目。 涂猛:是的。记得还是好几年前,当时碰到的第一所被撤并的希望小学,是黑龙江省内一所可口可乐捐赠的学校。当时律师做过很长时间的论证,但我们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最后是跟捐赠人和当地政府商量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两个不丢”,这是最后各方面都比较接受的办法。 现在也是这样,没有相关的法规来对应这个问题,只能用协商的方式解决。 希望工程平台是授权模式,很多都是地方上建的学校。地方建的标准和青基会的标准有差别,但每所学校的捐赠额度都不低于10万元,按此估算,涉及的公益资产保守估计也超过8000万元。 按照我们商定的撤并学校的资产处置规则,相关部门在撤并前要告知我们,提前做核对和处置方案。处置之后,公益资产基本保全了下来,继续发挥公益效用。 最近,教育部就《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明确提出将通过专项规划和督查等方式,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希望小学被撤并的势头也会被遏制一下。 “捐赠人不高兴” 《公益时报》:被撤并的希望小学有八百多所,捐赠人对此怎么看呢? 涂猛:捐赠人也知道撤并是没办法的事。有些原因捐赠人是理解的,比如出生率下降,或者年轻人带着孩子进城打工,但对强制关闭还是有意见的。 即便理解,但自己捐助的学校没了,捐赠人心里还是不高兴。对后续捐助的意愿也弱了很多。以前希望小学在那儿,对捐赠人来说是自己的公益园地,很多人都愿意继续资助“快乐体育”、“快乐音乐”、“快乐阅读”这些希望工程下面的公益项目,包括教师培训,这些软件方面的投入不亚于前面硬件的投入。 撤并之后,捐赠人后续的捐赠计划没有了,募款难做多了。“两个不丢”只能说是对希望小学的捐赠人最后的一个交代。 “本质上受益人是孩子” 《公益时报》:对新公民学校后续资产的处置您有什么建议? 涂猛:新公民学校的情况复杂一点。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原本是外地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校舍有的是盖的,有的是租的。学校的资产所有权很复杂。 学校的举办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受赠人。根据不同情况,资产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如果是遭遇强拆,举办人也遭遇损失,让他来补偿公益投入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我的意见是应该考虑由政府买单。 还有一种情况,举办人如果把校舍或捐赠物资变卖,钱自己拿了也不合适。所得的款项应该先把社会捐赠还回去。 因为本质上受益人是孩子,而不是学校举办者。 “随需求而变” 《公益时报》:您认为一个公益项目如何完成自身的使命?如何应对需求的变化? 涂猛:希望小学最早是帮助农村的学校改造危旧校舍,有两个政策影响到它。一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危旧校舍的改造投入,二是撤点并校。 现在,校舍改造的使命缩小很多,但在一些地方需求依然很突出。空间急剧变小,但不是没有。 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转型,提出建基本功能齐备的学校,盖宿舍、食堂,调整结构,在学校里加大软件投入。希望工程整体募款情况一直很好,但结构会有一些变化。以前40%是希望小学的硬件建设,现在逐步下降,“快乐系列”的软件项目占比在上升。 之前提到的教育部的政策调整,就急就便。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指导思想,就是不能一刀切,要为孩子着想。政策调整之后,一些学校应该会恢复。 但钱从哪来呢? 我们担心这样一个政策转型,可能激发出一批新的需求。我们要重新调整一下投入和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