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亲人在北京“7·21”暴雨中不幸遇难，亲属却被要求交纳转运费，并收到了北京红十字会开出的620元“车费以及治疗费”的发票。此事一经网友爆料红会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北京市红十字已经发表声明回应，并将费用退还，但是公众的目光并没有因此而转移。

    一直以来救护车都被寄予着生命的重托，在中国120一直被视为是院前急救的唯一特服号码，但在北京却存在着北京市急救中心（120）和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999）两大救助体系，他们分别隶属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城市中，只有北京有两个急救体系同时存在。

    《公益时报》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市急救中心专访中心副主任范达，通过访问，记者试图描绘全国独有的“一市两呼”——120、999在北京市场的生存版图。

    120、999在北京

    1976年的北京南池子大街63号，是北京急救站的最早地址。

    1982年，中、意两国政府在谈一笔贷款项目中，现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分会主任委员李宗浩建议考虑在北京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设想。经过与意方多轮协商，意方决定将原本180万美元的赠款提高到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还捐赠了42辆救护车。李宗浩被任命为北京市急救中心筹备处负责人。

    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落成，同时开通120呼叫电话。当时设有院前急救和院内医疗两部分，后来，院内医疗部分被剥离，急救中心成为完全意义的院前急救。

    所谓院前急救，就是从救护出车接诊患者到送至医院，这一阶段需要的救治过程。而120，也成为中国院前急救的唯一特服号码。并且早在1996年，中国卫生部、中国邮电部就规定中国急救特服电话号码为120。

    直到2011年5月18日，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设立999急救号码呼叫出现，打破了120在北京的“唯一”地位。

    与120一样，999同样开展院前救治服务，至此北京出现了两支院前救护力量120、999，北京成为全国唯一一个120与999共存的城市。

    范达向记者介绍：“北京急救市场非常大，120、999同时存在、发展这么多年，市场也未饱和，两者应该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但就急救规模和工作量来说，120还是主体，120大约占到北京急救市场的六、七成左右，北京市急救中心在全北京已经设立135个急救点。”

    据记者了解，999成立后，日呼叫量持续上升，至今占到北京市场三四层左右，至999开通之日起，共救治患者200余万人次，现在车辆203部、全市急救点130个、中心统一调度席位103个，电话报警线路2000余条。

    救护都有收费，

    但无利益相争

    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急救市场以年15%的数量增长，120、999两支救援力量均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呼叫满意率为86%，这就意味着有100个人需要救治的话，真正得到救治的只有86人。

    “120、999都是在做院前急救，大家都有自己的市场，没有太多利益冲突。”范达说。

    “急救收费吗？”记者问。

    “肯定是要收费，但120每一项费用都已经公示在页面上，每个急救明细都有相应收费对照，这个等于就是明码标价，患者可以选择用或不用，缴或者不缴相应费用，急救主要费用就是集中在出车公里费、车上吸氧、急救诊治费。”范达说。

    据记者了解，以北京市内急救为例，朝阳区十里堡一患者呼叫急救车，指挥中心会根据系统定位找到离患者最近一辆救护车出车。如果此车已经先期出车，系统将会以患者半径为基准点寻找较近的救护车辆，进行替补出车，接到患者后家属将根据急救人员的建议进行医院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都有明确要求，将按其要求送到指定医院。

    “这样既为患者节省了院前整治费用，又为下一名接诊患者赢得了宝贵急救资源和时间。”范达说。

    “百姓拨打急救电话谁先到场？”记者问。

    “拨打谁的电话，谁就出车，如果先拨打120，北京急救中心就会根据呼叫提供地点选择离事发地最近的救护车前往，并告知999我们已经出车，如果民众因为心切再次拨打999，同样也会告知呼叫者120已经出车，这样就很好避免了两车同时进发地点，从而有效节省急救资源。”范达这样回答。

    联合呼救系统建立

    2011年7月15日，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在北京市急救中心正式启动，该平台可以共享双方每日值班信息和基本数据，还可以显示双方急救站的位置，救护车辆状态等信息。

    急救中心及急救分站所属的救护车服务的重点对象是灾害事故和急危重症，只要是在医院外发生急危重症，随时可以打120或999找急救中心要救护车。

    记者在联合指挥调度平台看到，整个调度平台分为分流席和调度席。

    “电话呼进来时首先进入分流席，由分流席接线员判定需不需要派车，如果有派车需要电话将会被转入呼叫席，呼叫席将会根据患者地点确定后续事项，最终使患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接受到急救服务。”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于海玲对记者表示。

    于海玲还特意调出联合呼叫的实时系统图模拟了一场灾害救援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出某地发生一起碰撞，呼叫派车应急启动，周围显示有15辆车在候命，并且系统自动匹配最近的有效车辆信息。

    “每天有6000至7000次电话呼入，每周有40000次电话呼入，每天平均出车量在800次左右。”北京市急救中心宣传室主任李坚韧说。

    “联合呼救系统建立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大量电话回访，大概会拨打500个电话左右，满意率在99.9%左右，但还有我们努力的空间。”范达说。

    记者了解到，虽然120、999在车辆调度信息上能够实现共享，但是还是两块牌子各自运营，行政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好统一，除非在有重大灾害时由北京市政府统一指挥可能做到120、999统一调配。

    目前，这个联合呼救系统就设在在北京市120急救中心楼上。

    急救立法已经刻不容缓

    急救是为人的生命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立法将为其提供可靠保障。

    “现在主要应该规范政府、规范院前医疗机构、规范公众，政府应该切实拿出实际行动规范院前急救市场，对于出现问题应该有效打击，院前医疗机构应该自身有相应约束条款，保护医护人员和患者，公众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对于急救应该给予大力配合。”范达说。

    影响急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交通，但北京急救资源本来就不足、站点分布不均，部分人员配置也不够，也是不容忽视问题，这些都是急救立法应该考虑的问题。

    范达向记者述说了一个不幸案例：“急救车装着患者疾驰医院，但遇前方车辆阻挡，鸣笛未果，最后患者送至途中死亡，前方堵车者事后得知当时急救车上救的正是他家人。”

    据记者了解，在国际上每万人拥有急救车数量可以用来参考衡量当地急救力量。

    目前，中国5万人/台、俄罗斯1万人/台、以色列每1万人/1.5台。

    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早前向媒体表示，北京市将通过财政拨款和政府购买方式支持120和999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