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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黄南美 采访:高文兴 当年我在新加坡看了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 标题是《卖我儿,救我国》, 为了救国把孩子卖了,把钱捐给救济会。 爱国爱家,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 一 我叫黄南美,广西武鸣人。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当兵的,在部队当过教员。 当兵以前,我没有什么文化,只念了4年书。5年级刚刚开始,日本人一来,我就失学了。我们壮族人,以前在家乡说壮语。比如壮语的“坐”,读作“Naengh”,和汉语差别太大。后来多年不读书,也不去用,把老师教的汉语全都忘了。 参军后,我当过通讯员,之后当战士、当班长,都干得不错,领导也夸我战斗勇敢、机动灵活。但是我个子小,从军事上长期发展不太合适,领导说还是从政治工作这方面来培养我。我当兵那个年代,部队中可以说几乎是99%的文盲,我上过4年学那已经相当不错了,就算是有点文化了。因此部队就把我调过去当文书。 开头的时候,部队让我写总结。我连什么叫总结都没听说过。写不出来,我就躲在老百姓的柴堆里哭,结果让通讯员发现了,汇报给了指导员。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指导员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把我叫去一顿批评。他问我哭什么,我说我有困难,写不出来。指导员说,有困难就哭?他说他介绍我入党,就要为我负责、为党负责,总不能介绍一个脆弱的人入党吧。批评完了,指导员说,这次你写不出来,我来写,那下一次要你来写。 我说,好。 指导员写完了以后,我把它抄了一遍,以后我就会了。我们连队上有100多人,很多单字也都是从写他们名字开始学的。就这样,当文书,才让我的文化一点点积累起来。 后来,部队不打仗了,开始转入文化大练兵,部队又让我去当文化教员。我说我没什么文化,怎么去当教员呢?领导就把我送到军部里边的培训班,先当“贩子”。所谓“贩子”,就是先去培训班“贩”一点知识,然后回来“卖”。比如说,这个班有50课,你先过来学10课,然后回去教部队,教完了再来学。就是这样边学变教,完成了对部队的扫盲任务。 二 八几年的时候,我到了深圳。当时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少能耐,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能让我自己考核一下自己,于是我就提前退休了。 为什么要提前退呢?因为我总觉得,在过去,我们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上面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选择余地。我退下来,就自由了,我想做什么就按照我的意愿去做。 对的,我拼了老命也要把它做好;不对的,我就不做。 开始,我也尝试过经商。但做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经商这个路太危险,因为商场上都不说实话。后来想到我在书画界有许多朋友,还是搞书画比较踏实。果然,这些朋友都来支持我,这条路走得很顺。工作一顺,出了成果,省市领导也支持。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公司生产教学设备。他当时送给我一套设备,我就拿去捐给家乡的山区。去山区一看,吃了一惊,怎么这里学校还是这么破旧?我就想怎样能帮助他们修建学校;建了学校,又感觉到老师们的水平很低,比如说,有些美术老师、音乐老师,根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老师的水平不高怎么提高学生呢?于是我又想培训老师,把老师的业务水平提高。 我就设想,像以前在部队上课一样,把他们抽出来,先到深圳培训,再回去当老师。但是,部队完全是供应吃住的,这些人过来,我可以不收他们培训费,但路费怎么办?吃饭的钱怎么办?学习书画用的笔墨纸砚怎么办? 培训班我办定了,但困难太多了。 三 结果那一年,我病了,脑梗塞,住进了医院。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在病床上得到众人的帮助。有艺术院校免费提供了教室、宿舍,有厂家免费提供了笔墨纸砚。好多来医院看我的朋友也给我捐款,凑了8000多元,把这批学员的伙食费也解决了,终于能让这些农村的老师有条件来学习了。 万事开头难。社会上一开始对这个培训班也不是完全的理解,但我的坚持还是让帮助我的人越来越多。 于清波,原来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厅副主任,后来调到中石化做纪委书记。当时我到北京办书画展,他了解到我们的困难,特地找到我说,他的工作是查别人,从来不替别人说情,但我是个例外,说一定要帮助我,如果帮不了我,他的心里很不安。事后他帮助我举办了大量的培训班。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有个两岸将军书画展。我说了我的情况,想收集这些将军的作品,用来修建希望小学,结果他们二话没说,都给我寄来了。谁建一个希望小学,我就可以送他109幅将军的作品,这样,将军希望小学也都建起来了。 对于贫困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孩子的资料拿过来,找别人帮助。你要能帮,你就自己把钱给他送过去,或者交给我们带过去。我们不通过第三方,因为我对他们的公信力没信心,怕他们转手就给扣了。 那路费怎么办?自己解决。 四 其实现在做慈善,比以前好做了。 一般老百姓都不会有温饱问题了,我们把贫困孩子的情况向他们一说,他们都愿意掏钱。但别人给你掏了钱,总会问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份报纸,人家捐给我们的钱,这些钱送到了什么地方,我都公布在报纸上。只有人家相信了,才会捐款,才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做善事。 这些年,我们建学校、建房子、救灾,前后也筹集了2500多万,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不透明,并且最近还有人也愿意拿出200万给我们注册基金会。 如果不相信你,凭什么给你钱? 我这个红荔书画馆,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办。好多人看了我们出版的书画册问,怎么没有我的作品。我说我从来不放我的东西,因为我是组织者、是主编,我办一次活动,能收上来四五百件的作品,但最后只能放进去两百件。要是再把自己的放进去,会被人说有私心的。 红荔精神就是“爱心奉献”四个字。比如曾经有一个医院跟我商量,要以“红荔”的名义建一个大楼,我说,还是用你们的名字吧。他说不行,说“红荔”不仅仅是个名字,更是一种精神,要让这个精神继续弘扬下去。这让我觉得,“红荔”确实起到了影响社会的作用,我也就知足了。 有人问我,红荔书画馆为什么把分馆办到了国外?我想,要弘扬中华文化,到底该怎么弘扬?哪地方有中国人,哪地方就有同乡会,团结、互助,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吧。 当年我曾在新加坡看了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标题是《卖我儿,救我国》,为了救国把孩子卖了,把钱捐给救济会。 爱国爱家,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 人物档案: 黄南美:壮族,83岁,中共党员。1950年1月入伍,1960年转业。现为深圳红荔书画馆馆长、深圳市慈善会·红荔文化扶贫基金主任、《红荔报》主编、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自1998年来的20多年间,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文化扶贫活动,兴建希望小学16所,资助贫困学生约3110名,免费培训了近千名老少边穷地区的音乐和美术老师。2005年被评为“全国公益事业杰出人物”和“全国温暖工程先进个人”,2008年又荣获“全国公益楷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