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梦颖

    信息技术正在为公益领域带来无穷的惊喜。

    “通过互联网微公益平台，我们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为一度放弃治疗的白血病女孩儿鲁若晴筹集够了治疗费用。100多个小时的时间，8000多人参与，实现105万的捐款，最终超额完成了100万的最初筹款目标。这可能在中国公益针对个案的救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如是说。

    信息技术也为公益主体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挑战以及困惑。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邢建绪大胆地谈到了他的困惑，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公众的对公益行业的质疑变得非常快捷和直接，基金会应对起来却不那么轻松。但他认为基金会拿出很多钱去做网站是不堪其重的，况且“基金会自己不会做IT，要请别人做，请人就得要钱，这个钱从哪里来，怎么办？”

    但是，“无论你接受不接受，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新媒体时代已经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结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如是说。

    6月28日，中国基金会网第一期正式宣布上线，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出席。这个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支持，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历时一年多规划建设的网站，被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在讲话中概括为“权威的公益信息数据平台，专业的公益应用服务共享平台，便捷的公益资源拓展和价值链的整合平台”。

    在当下中国正在急剧发展和变动，但并未十分清晰的公益信息化格局中，这样一个横空出世的网站，又将扮演怎样角色呢？中国公益的信息化格局，到底向何处去？

    昨与今

    全球以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被《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呈现的历史观指引。但是，严格意义上只有十多年发展历史的当下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游离在其外。

    成书于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人争相捧读的著作，其中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农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以及以计算机技术发明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时代。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30多年前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这些预言已成为了现实。

    “中国大部分的公益机构在1.0时代其实就接触了IT，但是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很多还处于不敢用、不想用和不会用的状态。”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作为中国首家基金会信息集纳平台的创办者，对目前中国公益行业的IT应用现状，显然并不持有肯定态度。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基金会数量的发展速度与基金会应用信息技术的速度完全不成正比——截止到2011年年底，中国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达到2614个，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这2600多家基金会中，仅有50%左右有网站，有网站的基金会只有10%左右会定期更新和具备在线捐赠等即时的功能。基金会网站普通存在下列不足：完全公布审计报告的很少，项目展示的手段比较单调，网站不美观，缺乏个性化，后台应用的管理少，缺乏与公众交流互动的平台。

    “中国基金会的信息化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方面的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一些中小型的基金会缺乏宣传的理念，也缺乏展示风采和信息公布的平台。”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总干事、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这样认为。

    欢喜与恐惧

    不少公益组织对于基于网络的双向沟通中无可避免的负面因素害怕且无从应对，从而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应用信息互动的工具。

    但还是有一些基金会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中尝到了甜头，“希望工程”项目就曾因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了希望工程中海量的手工结对的问题，使得其项目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息化案例颇具代表性。虽然2002年就开始在财务管理上进行了信息化，真正让中国扶贫基金会意识到信息化的威力还要说是在2009年启动的“爱心包裹”项目的前期实践中，该项目上线2个月就有70万人参与，但为海量捐助者开发票一度成为困扰。“4台打印机24小时不停的打也需要3个月才能打完。”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说。问题最后成功地通过引入信息管理系统直接出对账单而解决。

    立竿见影提高效率的效果直接触发扶贫基金会加紧了IT建设，刘文奎说：“很多项目中的实践，逼得我们必须明白传统的方法满足不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了。”2009年，扶贫基金签下了进行信息化的合同，这背后有个宏大的计划，除了通过信息技术对于业务流程的各种优化应用，其中还包括一个将于本月正式上线的电子商务劝募平台——善品网。

    “我们的应用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是最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信息化的建设规划进行了还不到60%。信息化方面的开支在我们年度的行政管理费用里面可能至少要占10%，这个比例比较高。”刘文奎说。

    不过，类似扶贫基金会这样的信息化应用案例并不具普遍性，行业中还有大部分主体依然将对于信息化的认识，停留在建网站、做信息发布等等单向的沟通诉求上。据统计，目前仅有10%左右的基金会利用了微博等网络平台。

    对此，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直言不讳：“很多公益组织提起信息化都会说是钱的问题、人的问题、程序的问题，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是什么？网络社会是去中心化的，是拓扑状的社会。但是我们组织的内部是什么？还是直线课程制的。”

    重塑社会公益格局

    主流的基金会等机构大多缺乏信息化的主动性，但中国社会公益格局已经被重塑了，2011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是最直接的触发点。

    通过本文开头出现的白血病女孩鲁若晴的救助募款案例，观察者发现，藉由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信息化传播工具，公益组织的项目执行效率和触及面被引爆了。这种变化使得普罗大众广泛地参与公益项目成为现实，使得以往更多的依赖机构捐款的募款格局发生了变化，也使得基金会等公益主体开始重思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基金会工作格局中募款、项目执行、信息传播三大职能都要相应的发生一系列的转变。

    “传统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走向蜂巢式的组织结构，组织原来自上而下的传递沟通系统也在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在组织内部变成了自下而上，也建立起组织外部和内部的有效连接。在组织活动方面，筹款的金额增加和速度加快，同时降低了组织的运行成本，当然前提是前期的投入会比较多。”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这样认识公益组织结构在信息化格局下的改变。

    窦瑞刚的建议很具体：“在这个网络化的社会里面，我们传统的公益项目执行却是做项目的是一帮人，做筹款的是一帮人，做传播的是一帮人。我的观点是什么？在网络上的项目是一个紧密的团队，是融在一起的。实际上一个在网络上的公益的项目，既不是解决筹款的问题，也不是解决传播的问题，而是重建行为。流程必须网络化，内部管理流程必须信息化和网络化。组织必须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团队。”

    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除了重塑慈善组织的内部流程结构，也在改变中国公益的力量格局，民间热情被引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民众有更多的途径，更主动、广泛的参与公益；二是民间公益力量的崛起，成为既有公益格局的有益补充。“免费午餐”、“微博打拐”、“多背一公斤”等项目，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和规模，借助网络的力量迅速成长，他们用更灵活的姿态进行着实践与尝试，迅速发展的同时，又再次催促既有的行业主体们审视自己，并且也因此而成为加速主流慈善组织变革的外因之一。

    透明与风险

    在中国基金会网上线典礼上，“透明”与“风险”是两个被提及频度很高的词语。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认为新媒体提供的不仅仅是发布的平台，而是一个舞台。她说：“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参与的可能性，而我们每个人的参与，是表演者，还是参与者？是很本真的表演，还是戴着面具，甚至戴着镣铐？”

    观众只会越来越多，表演者会收获的，可能是更多的掌声，也可能是劈头盖脸的质疑，不确定性增加了。甚至躺着中枪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比如某“美美”的事件，至今都未能证明与红会的关联，但是影响显而易见。

    不过，基于新媒体的全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也推动了信息的还原。

    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他说：“在去年遭遇‘郭美美事件’之后，福布斯排行榜把中国红基会排在了公开透明度最高的基金会第三，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又迅速引发一轮质疑，说是不是福布斯排行榜跟红基会玩猫腻？”但后来刘选国也是从网上查到福布斯杂志总部的电话，打过去了解到，福布斯有一个小组，主要是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和信息，然后进行综合的比较，才有了这个排名。

    红基会信息公开工作的效果前不久又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印证，6月初，两个穿着普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来到红基会，各捐出100万元给红基会下属的小天使基金和天使基金。当时正为“自行车”事件焦头烂额的刘选国顿感振奋。这两个捐赠人这样说：“我们通过网上的比较，觉得你们这两个基金做得非常公开和透明，我信任，所以主动上门捐款。”“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有了信心。”刘选国说。

    师曾志如是说：“其实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几个社会学家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社会自反性的概念，就是指一种结构性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社会上的存在。我们在研究问题和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要把公众想成铁板一块，公众是有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判断和判别能力的。”

    透明是绝对必要的，风险却并非绝对。所谓风险，可以说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机构自身的作为。

    借力“第二部门”

    来自企业的信息化经验可以帮助公益机构吗？

    事实上不难发现，公益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公益组织），在发展路径上和“第二部门”（企业）颇为相似。英特尔中国首席责任官杨钟仁拿自己所在的IT行业举例。他说：“现在公益机构所面临的信息化问题，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其实跟信息技术在二三十年以前兴起，甚至是十几年前互联网刚刚兴起时遇到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当时很多商业企业也都是先建立一个网站，到最后却发现自己都不知道建这个网站是赶时髦，还是要IPO。其实通过IT技术，从而更好地整合更多的资源，去服务客户是非常重要的。互联网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企业变得非常大，可以接轨全球。这对于公益机构来说也是一样的。”

    27年前，英特尔刚刚进入中国，国内没有联想，甚至没有做硬件PC的产业，英特尔是个卖芯片的公司，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把芯片卖给谁。但是他们很快就将工作重点转到IT产业成长的扶持上。他们帮助本地的IT产业成长，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时至今日英特尔都认为当年的策略非常成功。从2012年初开始，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PC市场。

    杨钟仁认为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同样如此，需要全局的考虑，抓关键点，从而催化整个行业的发展。怎样把之前通过改革开放，很好的积累在“第二部门”的资源有效地投入到“第三部门”？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可以加速这个发展转移？怎么样把一些国外的理念和经验更好地吸收过来？都是需要思考的命题。

    “中国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环境。怎么样跟政府来合作，发动全面的、系统性的变革是我看到的一个方面。正如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中国的IT产业发展迅猛，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跨界合作，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杨钟仁说。

    而除了发展路径上的经验借鉴之外，直接的协助更是必不可少。

    中国基金会网开始筹备时，经过一位志愿者的介绍，IBM大中华区公众事业合作部经理耿晨接触到了这件事。“IBM在公益服务的时候秉承一个观点就是专长服务社会。就是在公益领域里面，如果大家都发挥自己专长的那一点，你就会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你也避免扎堆和资源重复利用。”随后3个月的时间里，IBM公司内部的咨询团队就参与了进来，对网站做了研究和建议，耿晨将此称为“以专业咨询做公益的第一个尝试”。

    耿晨说：“这个网站要承担的使命这么庞大，复杂度是超过我们所能预想的。我们想也许IBM公司可以借鉴在其他商业领域里面，用IT提升业务效率的经验，帮助在这个网站建设的同时考虑到一些更长远的规划，使得它能够充分的对未来建设的道路，还有复杂度有一个更充分的估计，让地基可以打得更深一点。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

    类似来自IBM这样IT企业的帮助对公益机构的信息化来说非常直接，事实上较先进的“第二部门”的很多经验都能直接应用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不过两者之间的沟通对话能力也需要主动提升。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信息化建设的初始阶段曾遭遇小小尴尬。刘文奎说：“我们找到了开发公司，可是没办法跟他们对话，术语我们听不懂，我们提的要求他们又听不懂。最后他们给我们报价说开发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又怕他们蒙我们。”不过最后，通过“第二部门”的协力，事情得到了解决，“我们组建了一个大约10来人的信息化建设顾问团，IBM也参加了，成员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的CIO（首席信息官），每次跟我们的开发企业谈判，他们就在座。这样的一些方法，实际上可以弥补我们资源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