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永锋

    像南加这样的“本地自觉型环境保护者”，需要社会能量很好的支持。而社会能量也需要借助这样的本地自觉的民间环保人士，抒发和表达其体内蕴藏的无穷力气。某种程度上说，不是社会给了南加机会，而是南加给了社会正向表达环境意愿的机会。

    初见南加

    似乎是在2008年的一个冬天，我在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主持的“环境记者沙龙”上，看到一个来自青海湖的藏族小伙子。他急切的心态和不标准的普通话让他讲述的事多少有些含糊，所幸我在西藏工作共三年，凭借对藏族人的熟悉我听懂了大意。

    他来自青海湖边，他想告诉大家青海湖虽然禁渔严厉，但每年都有人去偷捕，甚至有一种人，被称为“鱼狼”，专门雇佣人到湖面上捕鱼。捕的主要是青海湟鱼，也被称为青海湖裸鲤。这种鱼生长很缓慢，但吃的人一炖就是好几斤。越不让捕，越有人想吃，越有人想吃，越有人逞能去捕捉、逞能去购买。一切难得之物都可能会成为一些人的向往之物，无可例外地，这样的命运也压迫到了青海湖生态系统的身上。

    当地人也有反对捕鱼的，但反对的人有时候甚至会被“鱼狼”组织的地痞流氓殴打，有位藏族老村长就被打伤了。南加想告诉在场的环保记者们，青海湖生态保护遭遇到了一些困境，需要大家帮助。他还拿出了一些照片，希望大家看后会涌起去调查报道的冲动。

    可惜当时在场的记者们并没有几个回应，大家都有很多其他看似更重要的活儿。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也一时无法感应到青海湖的困境，因此没做出什么反应。

    我也虽然一直有心，但却没有腾出足够的精力。

    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葛玉修，并请他来给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做了一场青海湖生态保护的讲座。葛老师是青海银监局的纪委书记，从1994年起就在拍摄青海湖的鸟类，后来“不小心”拍摄到了中国第一张近距离的普氏原羚“写真”。从此，他把很多的精力用在了普氏原羚的保护上。他甚至想给普氏原羚改名字，改为中华对角羚。

    2009年12月份，我又到西宁时，跟随他去青海湖边，那一次，在葛老师的帮助下，我第一次观察到了普氏原羚。当时，正处在普氏原羚的求偶期，一只雄性普氏原羚成功地让将近20只雌性普氏原羚组织成了它的“妻妾阵容”。而那些不够聪明、不够漂亮、不够强壮的普氏原羚，则丧失了所有繁殖后代的机会，它们孤单的身影在冬日的荒原上颇为寂寥。

    其实已经没有荒原。脚下的土地几乎都处在被人开发利用的状态下，我们人类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知道退让的群体，所有的荒野都会被人类费尽心思地开发利用殆尽。但青海湖边的原野由于草原本身的阔大起伏，又是在冬日斜阳的浅晖下，多少还有一点点残余的荒原的意味。

    再见南加

    和葛玉修探讨普氏原羚的保护之道时，很偶然地提起了青海湖边有个叫南加的牧民救助了很多只普氏原羚，还收养了一只小的普氏原羚，和他的儿子一起长大。葛玉修翻出照片让我看时，我一眼认出，他就是一年前“环境记者沙龙”上我见过的那个藏族小伙子。

    2010年，北京另外一家致力于环保的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湖边开展“乡村之眼”项目，给当地的牧民一台相机或者一台摄像机，让他们拍摄自己眼中的自然与生态。南加也成了“乡村之眼”的成员之一。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主任是北大教授吕植，她同时组织了一批科研力量去研究普氏原羚遭遇的生存困境。普氏原羚过去数量在万只以上，后来由于长时间遭遇捕杀，目前只剩下1000只左右。所有稍微了解物种保护的人都知道，一个物种如果其野外数量只剩下1000只左右，那么离灭绝和消亡就不远了。

    我又顺便了解了一下普氏原羚的其他背景，普氏原羚现在只生活在青海湖边的沙地和草原上，1000只并不集体生活在一起，而是大概分为了7个左右的小群，分散在青海湖边的几个县。青海湖过去是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之后，由于青海看到了青海湖的旅游开发前景，专门成立了“青海湖景区保护与利用管理局”，把保护区收编进了这个局之后，成为其二级部门。

    即使不为了利用，青海湖周边的草原也早已被铁网围栏分割。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所有有草原的地方，都在推广“草畜双承包”，也就是在过去牲畜承包的基础上，把草原也承包给各家各户。这有点模仿农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区分开承包到的草原，牧民家家户户都给自家的草原围上了铁丝网制作成的“网围栏”，它大概有一米多高，每根铁丝上面都有铁刺，以防止牛羊撞击。

    人类把草场全部分割为己有的时候，草场上过去生活的野生动物就丧失了自由来往的可能性，鸟类和昆虫可能还好些，大不了可起飞或者贴地行走，而像普氏原羚这样必须在草原上奔跑、依靠青草生存的“有蹄类”动物，就很难逃脱“栖息地人类化”之后生存环境恶化、威胁到生命的必然命运，甚至有怀孕的普氏原羚跳不过围栏而被卡死在满是铁丝的围栏上。

    南加的行动

    南加早年是一个商人，再往前追溯，他是青海湖湖东种羊场的一名工人。他一直生活在青海湖边，湖东种羊场成立后，把周边的一些“村庄”或者说草原征为公用，南加就这样随草原进入湖东种羊场。湖东种羊场倒闭之后，这些过去被征用的土地和村民又重新获得了自由，重新成了“村庄”。

    南加分到了草原之后，看到了鸟类、鱼类、普氏原羚遭遇的种种危险，也发现了草原在人类的重压之下持续退化的悲惨之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行动起来，要想让其他人信任自己的做法，唯一的办法是先做给人家看。

    站在他家门前，看着青海省林业厅出资200万元给建设的“普氏原羚救助基地”，感觉到有些好笑又感觉到很有希望。按照这个救助站的规模，少说也可以救助几十只受伤的普氏原羚。可南加关注普氏原羚十多年来，也不过才救助11只。但这么多的房子当然是有用的，如果在救助普氏原羚的同时，把这个地方慢慢地建设成一个公众环境交流基地，那么所有的硬件设施都会被激活，南加也将从一个自发的环境保护者，慢慢地成为一个环境保护的引领者。他会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一个人”到“一群人”

    环境保护的基本状态是就地保护，是当地人的保护。生活在当地的人如果丧失了保护当地自然的权利，那么环境一定会遭遇最严重的糟蹋。只有在极少数的地方还有当地人保护当地环境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哪里会是这样的地方，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方，还有南加这样的人在行动。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如果把责任全部委托给更多的“南加”，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每次我见到南加，都建议他要加强团队建设，让他年轻的女儿、让他邻居中年轻的血液，一起参与到这个持续而庞大的事业中来。同样，我也很清楚，环保组织也肩负着使命，通过对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件的分别担当，可以让环境保护的可能性变得最大，也持续得最久。

    于是不仅仅有了南加的普氏原羚公众教育基地的建设，也有了“普氏原羚生态假期”的活动推广。按照这些活动的设计理想，青海湖边不仅仅会出现一大批保护当地环境的本地人士，而且会出现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环保志愿者”。他们的出现将给普氏原羚的保护带来原先诸多的不可能——比如，网围栏将有可能降低或者被拆除；更多的牧民将控制牛羊的数量，而避免再让草原退化为沙地；喜欢乱扔垃圾的游客将因为羞耻心而将伸到车窗外的手缩回；而举着相机追逐野生动物的人将知道以敬畏之心、尊重之心去拍摄眼前的自然。

    也许，借助南加这么一个支点，普氏原羚的种群将有可能得到恢复。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