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文/摄

    德达村的故事

    2012年5月，扎西再一次走进他熟悉的屋子——这间地震后留存的学校旧屋成了德达村商议大事的要地。屋子里聚集了村子中有威望的人，村里唯一的人大代表、66岁的贡嘎曲佳，27岁的村委书记桑巴罗松，还有村长、乡长和几个村民。不过这一次，扎西的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他脖子上黄色的哈达，代表着村民们由衷的致谢和祝福，那是藏民献给他们心中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德达村位于长江上游通天河畔，是玉树州称多县拉布乡的一个行政村。村子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孩子，距离玉树州中心结古镇70多公里、称多县城80多公里，狭窄的山路仅能通过单行的车辆，稍不留神整车就能翻下悬崖滑坡、落入滚滚河流。这般惊险刺激的山路，连老司机都要慎之又慎、马虎不得。

    村子很穷。虽属半农半牧区，可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是无畜户，有牲口的也是几头黄牛而已，更多人仅靠种植产量不高的青稞和土豆勉强维持生计。就连玉树地区藏民普遍收入来源之一的冬虫夏草，也因为德达村辖区内的产量极低，而使这里的村民几乎没有靠天吃饭的本钱。于是，村子像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一般，“将就着过日子”成了村民们的生活状态。

    2010年的一场地震，无疑令这个贫困村雪上加霜，部分房屋倒塌、倾斜，几乎所有房屋开裂，全都变成了重度危房，属于玉树地震的重灾区。可是今天看来，那次地震或许是一个转机。

    2010年7月，扎西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调研组第一次走进了德达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多宝集团捐资1.1亿元在玉树进行的灾后扶贫项目调研。身为藏族人的扎西不仅是工作人员之一，更重要的是担当翻译工作，在偏远的德达村，仅有的几个会说汉语的人，水平也停留在打招呼和简单句子的阶段。回忆起那天的情景，27岁的藏族帅小伙、村里最年轻的干部桑巴罗松的脸上露出了有些惭愧的笑容，“当时知道有人要给我们捐东西，我们就只是想要拖拉机，每家一辆，没想过要别的。”桑巴说。

    “只要拖拉机”的坚持

    在朴实直接的德达村村民心中，有了拖拉机，种青稞的时候就有耕地的工具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想法。这可让做调研的工作人员们犯了愁，若是200万预算资金全部用来买拖拉机岂不是浪费了资源，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村子贫穷落后的现状，但是直接捐钱捐物倒也不失为省力气的好办法。可是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们偏偏选择了一条“费力可能并不讨好”的路——转变村民的意识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那年的7月到12月，扎西和同事们就不断地前往德达村，开始了与村民们漫长的“谈判”。村民们有着自己的固执和传统，仿佛几座大山隔开的不只是他们经济的落后，更多是意识，“要不给钱，要不每家一辆拖拉机”成了村民们强硬坚持的条件。

    扎西和同事们总结出了“迂回策略”、“诱导策略”、“苏格拉底式提问策略”这些有趣的沟通方法。扎西说：“开始村民们要35部拖拉机，我们问干什么、什么时候用，他们说种青稞，那么一年种青稞用拖拉机多久啊，他们回答只有1个月，我们接着问那剩下11个月拖拉机闲下来是不是不划算呢，他们再想可能不划算。”

    调研组工作人员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陈济沧因为长期驻扎玉树，把皮肤晒成了黝黑，一个湖南人现在怎么看都像一个藏族小伙了。当他在和村民们沟通时候花费了不少心思：“只要是他们反对的事儿、说不通的事儿都就先不说了，我们聊别的，但是聊其他话题时我满脑子得想刚才的事情怎么说，得设计问题、提问、让他们回答，在一遍遍回答问题之后，他们的思路才会慢慢转变。”最后经过推算和讨论，拖拉机的问题解决了：每5户一辆，共7辆，轮流使用。

    至于还要什么、今后靠什么生活，这又得再进行一番讨论。

    从“要什么”到“为什么”

    依然是这间屋子，35户村民每家的当家人聚在一起，聊什么？不再是村子里“要什么”，而是聊一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家里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村子里有什么可用的资源？村子为什么穷？一个个问题抛出来，大家开始认真地想了。

    在四五次讨论后，扎西和同事们从大家零零散散的信息中基本了解了这个村子的概况：7万多亩闲置的草场是这个村子唯一的资源，没有牦牛、交通不便，所以像酥油、用作燃料的牛粪、喂牲口的草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以高价从镇上购买，本来就“一穷二白”还要把钱花在很多琐碎上，另外村里有地在“撂荒”，能发展少量农业。于是，扶贫基金会以人均两头牦牛的数量、为村子里的183个村民购买了366头母牛，有的牦牛还带着小牛犊。

    “以前我们需要牛粪做燃料，都要从很远的地方买，现在每10头牛1天能有1袋（牛粪），每袋价格10元的话，每个月就是300元。我们不用花钱买了，还可以卖出去。”村委书记桑巴介绍说。“是啊，咱们现在喝的酥油茶，就是捐的那些牛挤出来的勒。”扎西喝下一口热热的酥油茶，补充道。

    “牦牛的浑身都是宝”，这是藏民常说的话，有了牦牛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富足。

    有趣的是，有些援助也是德达村的村民们刚开始不得不“妥协”的。陈济沧说：“我们协调了政府部门提供油菜籽，让他们种植油菜，并买了两台榨油机。养牛以后还教他们种草料和青稞，协调了种子、购买了青稞打撵机。怕他们不种，当时我们要求了还要去验收，这个是算是项目协议之一。”

    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村民们想不通，更让他们想不通的是平均每户必须种植1亩地的牛草料。虽然开始不得不做，但是很快他们就尝到了甜头。2011年的冬天，玉树遭遇了大雪灾，好多村子的牛都饿死了，德达村的牛却躲过雪灾、安然无恙。

    “那个全自动的打撵机也比以前的好用多了，现在大家都排队用新的，没人用旧的了。”一位村民抢着说。

    陈济沧自己的感受就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参与这个项目，第二就是在参与项目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去体验、去感受项目带给他们的好处，才会改变。你一进去就讲一大堆大道理他们是不会听的。”

    “我真的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

    就这样，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确定为德达村提供用于农业发展的，有7台农机拖拉机、青稞打撵机2台、榨油机2台、每户试点种植油菜籽1亩；用于牧业发展的有366头生产母牛、1辆送奶车、每户种植饲料1亩、为每户修建约16平方米的畜棚提供补助。

    捐赠仪式那一天，曾经的贫困村这下子着实让周围的村儿羡慕了一把。“那天别的村子可羡慕了，好多都来看呢，还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桑巴说着，难掩一种得意和高兴。

    村里唯一的人大代表、66岁的贡嘎曲佳，也是村子里有威望的长者。他慎重地对扎西说：“我可以代表德达村所有的村民来说一句，我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感激。从我出生到现在的60多年里，整村推进的项目、这么好这么大的项目、能让每个村民富裕的项目，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德达村的项目总投资165.71万元，是加多宝集团捐赠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玉树灾后重建的1.1亿里面、涉及到的四个项目中，花费最少的。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一年约能增加收入38580元，人均增收7716元。的确，这个项目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村子的生活现状、甚至是村民们的思维意识。

    在扶贫基金会的帮助培训下，村子里成立了“合作社”形式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人完全由村民推选出来。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管理项目的日常维护、并且要为村子今后做打算。对于未来的发展，桑巴说：“现在我们把牛分成了四个组，每家轮着放牛。我们还打算以后把余富的酥油、牛粪、牛奶这些东西拿到镇上去卖，就能挣的更多了。”虽然这些想法在很多商人看来不算高明，可是村民们已经开始在慢慢转变。

    有一位老阿姨，一直在默默地旁听着大家的谈话，直到扎西和记者要离开时她才对扎西讲了好多。原来她一直在诵经祈祷，“老阿姨说，我真的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谢谢你们。今天知道你们要来，路上不好走啊，我一定要好好念经、保佑你们平安。”扎西翻译的时候，眼里有了泪光，“我们的祈福是最虔诚、最纯净的。”

    “我们租地、你们种菜”

    在德达村去往结古镇镇中心的路上，会遇到另一个扶贫基金会筹建的项目——“加多宝东风村蔬菜基地”。村里人将自家的地以每年每亩2000元出租出去，“可比自己种青稞土豆一年到头的每亩收入高出近1500元呢”。又到了一年一度挖虫草的季节，村里的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去挖虫草了，几个留守的女人对家中财务并不知情，但也知道现在的收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玉树距离西宁860公里，又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震前的绝大部分蔬菜供应就要倚靠西宁长途运输，受灾后的蔬菜供应更是一度十分困难。所以玉树重建后蔬菜大棚并不罕见，可也不乏有些大棚因为建造匆忙、选址不当而产生诸多问题。山坡上的就因土壤薄、灌溉难，效益不容乐观。东风村的大棚选在山脚下的一片狭长平地，是收益好、产量高的佼佼者。

    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总投入资金698.13万元，共修建73栋温室大棚。来自安徽的杨师傅租了其中的13个。棚里绿油油的莴笋长势不错，可是杨师傅对于每个棚实际使用面积不足一亩、租金还是贵一点这些问题不太满意，对于自己的收入只是保守估计地说了模糊的数字。

    玉树县扶贫办副主任尼玛才仁介绍说：“项目的租地收入惠及到东风村的每个村民，包括无保护、低保户等，他们也会按人头每年分到固定的收入。但其实好处是双向的，租户的收益也很可观，因为这一片大棚是条件相当不错的、产量有保证。”据中国扶贫基金会估算，在结古镇每个大棚平均蔬菜年综合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按照当地价格平均每公斤蔬菜5元计算，每个大棚的年产值约25000元。那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在玉树大部分村民是不愿意种菜的，因为种菜时喷洒农药杀虫的过程也是杀生的过程，这违背了他们的信仰和风俗。现在，东风村村长巴松和一部分村民也意识到，自己种菜要比把土地出租出去挣得多。“慢慢地，我们也想学一些种菜的技术，然后考虑把大棚收回、雇人来种菜。”巴松说着温室大棚今后的打算。

    “运输队”里有能人

    沿着重山之间狭长的结古镇一路西去，就到了甘达村，在灾后调研中得知，甘达村有驾照的村民很多，结合玉树灾后重建中对工程车有大量需求，村民又有强烈发展运输队的愿望，于是甘达村里多了一只“小小运输队”。甘达村合作社的理事会共有三位成员，他们可是全村人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最信得过的人。正是因为这份信任，也带给他们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

    巴扎今年60岁了，因为年轻时做过虫草生意、很有经商头脑而被村民们选为“运输队合作社”的理事长，本来可以过安逸日子的巴扎，自从当上这个理事长之后，便又开始四处奔波、为运输队揽生意。

    “加多宝运输车队”包括总价值248万元的东风天龙汽车2辆、欧曼自卸车5台、装载机1台，另外有运输队启动资金48万元。从2011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后的短短四个月时间，运输队便实现收入95.17万元，纯利润56万元。还与镇上的一家沙石场签订运输服务协议，每个月可以实现稳定收入17.4万元！这都是巴扎亲自去跑的项目。

    “运输队第一次分红了！”这在村里人眼中可是天大的喜事儿。每家派出代表在村里的小卖店门口排好队，准备领钱。两大摞红色的钞票，按人均200元分到每家。理事会的会计小心地翻开他们的账簿，每一个人名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数字上的红色手印仿佛在回放着当天村民们领到钱时候的喜悦。

    “其实甘达村村民并没有记账的习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不能用专业的会计来教，我们商量后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在本子上打好格，写上收入、支出。那时候村里推选出的会计还叫来了他上学的女儿陪他一起学习记账。”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陈济沧回忆起当时培训的场景这样说。

    36岁的副理事长也是家中的顶梁柱，现在却一心扑在了运输队上。赶上挖虫草的季节村里的司机们不能开车了，他就充当运输队的司机，可是“村民司机”每天还有100块的工资，这位“副理事长司机”是免费的。“我们也想过不做了，可是村民们都说一定要让我们来管理合作社，他们信得过我们。只要大家伙信得过、有钱分，我们就高兴。”合作社理事长巴扎说。

    截至2011年年底，平均每人分得运输队的盈利500元。即便如此，巴扎还是觉得遗憾，“因为没有经验，比较遗憾，没能给大家赚多少钱。”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任期的三年中，能给大家多赚点钱。

    新的希望在结古镇

    在结古镇中心的一片山脚下，仅剩的几家租户和村民们正在自行拆除房屋，他们要腾出一大块空地。川流不息的车辆从空地旁边的214国道上驶过，将结古镇与远方的西宁相连。这样的好地方或许预示着几个月后即将盖起的农贸市场，就像结古镇的藏语寓意那样，是“货物集散、贸易繁荣的好地方”。

    玉树县扶贫办副主任尼玛才仁介绍说：“结古镇农贸市场整个占地50亩，包括农贸市场、宾馆和停车场，设想建成后的农贸市场包含肉类、蔬菜和粮食综合三个部分。”

    这是四个援建项目中的重头戏，预计使用资金7000万元，惠及到的村民也是最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介绍：“市场的产权也是交给合作社，项目收益权将归由结古镇辖区内的5个村子、906户村民，利润的分配也是按比例的，因为玉树的地方比较特殊、土地私有化情况很多，所以市场所占地的归属村子会得到收益比例大一些，大概30%。”

    不同于单个村子的援建项目，这次需要五个村子合作完成。目前每个村子都选出了理事会、监事会的成员，等市场盖好后要进行再次选拔。现在五个村子的理事会也在互相比着为市场建设出力，希望在最终的大合作社理事长选举中被大家认可。

    “所有的四个项目，我们都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一套完全由他们自己选出的班子，教他们议事、决策、监督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们建立好这个‘造血’机制，运转起来。”王军继续说。

    “我搭台子你唱戏”。不难想象农贸市场盖起来后的场景：市场里也许会有来自德达村的奶制品、也许会有来自东风村的新鲜蔬菜，甘达村的理事会盘算着在市场里租个商铺做生意、他们的运输队便可以排上新用场了。

    在几个项目中，村民们大都经历过从最初的只要“实惠”到开始想要一个“营生”的思想转变，用扎西的话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