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梦颖 闫冰 张逢

    2008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先后在四川和青海的地震灾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的扶贫项目尝试，他们先后与诺基亚以及加多宝等企业合作，融合先进的社会创新理念，在灾区扶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帮助灾民重建生活，在改善他们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力图帮助他们拥有谋生和发展的能力。

    生活在四川民乐和青海玉树的贫困人民，虽因经历重大的地震灾害而饱受沧桑，却也因有了这些援助之手而触摸到照进现实的一缕阳光。

    灾害面前，人人痛惜，但换个角度看，这两次先后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也是推动中国扶贫基金会勇敢创新以及加多宝集团捐赠模式转型的重要契机与突破口，并折射出中国专业NGO组织的不断进步、中国捐赠人群体不断成熟的过程。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数月，一群灾区的农民来到同样受灾严重的另一个村子考察。考察团成员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一群四川绵竹民乐村村民组成。

    考察后，民乐村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建议——不把捐款分掉，而是以折资入股的形式建立股份制的合作社，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项目进行经营，尝试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通过培育新型农民组织，经营规模化的产业项目，让整个村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脱贫道路。

    让民乐村村民作出如此决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了反差。

    民乐村此次考察的目的地，是与大地震震中映秀仅一山之隔的宝山村，那里曾满载着传奇和辉煌。宝山村支部书记贾正方，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从1978年开始，他带领村民开发回龙沟的资源，最终使得曾经和震前的民乐村一样贫瘠的宝山建成一度拥有固定资产40亿元、年产值2.8亿元的“西部第一村”。

    民乐村村民抵达宝山村的时候，贾正方已经在村党委会上提出用5年时间重建宝山的动议。他的提议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宝山多年来发展的底子还在。2007年宝山村就在越南投资矿业，控股60%，此外，还有当时将要建成的铅锌矿、中高密度纤维板材厂，以及在丘陵地区广泛栽种的速生林。这些产业并没有因地震而毁灭，也成为了宝山重建的基础。

    正是此前数十年的产业发展道路，使得曾经贫困的宝山村在重大灾害面前显示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贾正方向来访的民乐村村民建议：不要分钱，要选择发展规模化的产业项目改变自己和村庄的命运。

    这激发了民乐村村民的心劲儿，也让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民乐村的项目实现了重大突破。自此，一场极富创新精神的实践，正式宣告启动。

    民乐起步

    “这是一次尝试”，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如是说，他是基金会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救灾工作及后续项目的全程参与者。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NGO在救灾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配合政府救灾部门紧急筹措应急物资。大灾面前，爱心井喷。差不多一个月，扶贫基金会的账上就涌来了数亿的救灾资金，如何把这些还在不断汇集的钱用到位是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很快，由扶贫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刘冬文带队、各路专家组成的团队成立了，他们走访了受灾的十几个县，进行灾情需求评估。“灾难发生后，灾区一些基本生活设施如村民未来的住房等问题政府已经都纳入统筹，我们就把关注点放在这些灾民受灾后的生计发展问题上。”王军说。

    扶贫基金会一直以来最关注的方向之一就是贫困农村弱势群体生活困难和生计的发展。事实上，灾难发生后，曾经在当地农村发展的比较好的菌菇种养业、獭兔养殖业都被地震归零，而且地震波及面广，又打乱了了中国乡村社会自古以来就一直延续着的亲缘和血缘的互助网络，彼此丧失了互相帮助的能力。而如果想要更好地解决灾民今后的生计问题，仅仅靠发物资、给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何不拿一部分钱做个尝试，寻找一个灾区最贫困、最普通的村子，走产业扶贫道路？

    用于民乐村产业扶贫项目的钱来自诺基亚公司的捐赠。诺基亚高度认可将捐款用于帮村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想法，并且表示愿意承担在项目尝试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当地扶贫办的推荐下，经过反复的考察，位于绵竹重灾区的民乐村被确定为试点对象。震前这个拥有537户人家、1400多位村民的村子就没有特色产业，青壮年人大部分外出打工。地震后，这个本来就很贫困的村庄93.2%的房屋倒塌，死亡27人。

    “农村的产业发展有三重瓶颈，规模瓶颈、人才瓶颈和启动资金瓶颈。我们就是要在民乐村试图破解这个瓶颈。”王军说。

    模式成型

    结合当地政策、资源条件，民乐的项目模式初定为注册成立一个种养专业合作社。

    彼时，正逢2009年全国扶贫工作会议召开，民乐项目的灵感一部分是来源于此次会议上透露出的一个信息——西部省份青海省的某县有一个全国创新的扶贫发展案例，当地村民采用扶贫资金“折资入股”的形式发展产业。得到这个消息，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刘文奎（现任秘书长）和王军马上到青海考察，并了解到其他农村合作组织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合作社的模式最终定为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合作社的启动资金，未来合作社的收益权归全体灾民。

    组织形式上，采用先由各生产队在推选名单基础上差额选出本队社员代表，成立社员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理事会。最后，民乐村差额选举出7个理事（共有9名理事，村主任和基金会代表不经选举，直接进入理事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人员中村干部不超过3个人）和3个监事。扶贫基金会在理事会中有1个席位，这个席位被定义为没有收益权，但对决议有一票否决权的“金股”。“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能在有重大问题出现时候的风险防控。”王军解释说。

    （下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