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一年半后，单位在5月末终于招聘了一名前台接待，这让张蔷长出了一口气。“不相信吧，登记考勤、跑腿复印、端茶倒水、给领导订机票，之前都是我的活儿。”

    张蔷在北京一家关注社区建设的非公募基金会负责媒体联络，名片上印的头衔是“综合发展部部长”。“我们总共就两个部门，一个综合发展部、一个资产管理部。资产管理部一个出纳、一个兼职会计，综合发展部一个项目官员、一个我，加上秘书长基金会全职人员总共4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是官儿。”

    2010年末，张蔷入职，彼时基金会的前台待产回家，“就让我这个新人兼了这个缺儿，没想一干这么久”。她觉得基金会与之前服务的企业大不相同：多招个人跟什么似的，不管活多活少，就你们几个。大家不论分工，一盘棋，你什么都得会。”

    2012年5月，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了一组“2011年，京、沪、苏、浙、闽、粤6省市基金会中全职员工数量”的统计数据，其中北京市的全职员工平均数量最多，每家基金会有近5名。上海市的平均规模仅次于北京市，有近4名，而浙江省的全职员工规模最小，平均每家基金会不足两人。

    “这样的数字统计应该是真实的，工作人员数量少是许多基金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实际上，基金会除了全职员工外，还有许多兼职员工，这在它们的年报和其它资料上是不会显示的。比如企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在企业内有职务，他们在基金会兼职，工资从企业走。”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前秘书长刘文华表示。

    “人数少，说明什么？说明劳动强度大。”张蔷说基金会总是选择双休日在社会搞活动，自己最长曾连续两个月没休息过一天。

    多方因素制约

    基金会全职员工如此之少，为什么不进行社会招聘？

    李倩倩所在的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在2010年11月成立，原始资金为400万元。由于捐赠收入所限，基金会的行政支出预算非常严谨，“费用问题限制了我们去招聘更多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离职我们才能招聘。”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李倩倩认为，对于规模较小和项目较少的基金会而言，该条规定无疑成为阻碍其扩充人手的最主要因素。

    而同时，对于在资金投入上没有压力的基金会来讲，人手不够则是因为“招不到人”。灜公益基金会是由共青团中央发起，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目前，该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有14名。基金会秘书长高永告诉记者，基金会的招聘全年都在进行，但符合要求的应聘者却非常少。

    “由基金会性质决定，对人才的要求太高，我们要一专多能的人才，一个人要在某一方面是专业的，并且在机构其它工作方面也一定要能够参与。比如你的职位是宣传，但是筹款的能力也要具备。因为对于整个项目而言，这些都是分不开的。”高永认为，高校缺乏对口专业设置是导致招不到人的重要原因。

    2012年5月24日，《2011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走向现代慈善》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国内抽样的60所“211”、“985”工程大学中，全日制硕士、博士或MPA教育中开设NGO或非营利组织专业方向的院校仅有9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公益高等教育体系才刚刚起步，环境还非常冷清，高校短时间内不可能为公益领域提供足够人才。

    内外共同解决

    王冰服务于一家致力支持草根机构的资助型基金会。目前，该基金会累计支持草根机构近100家，而负责该项目的王冰所在团队则只有3个人。

    “从初审、实地考察、拨款到后期评估都是我们3个人在做。”王冰坦言在接手初期一度试图放弃，但经过一套提高工作效率的在线培训后，逐渐开始得心应手。“计划和总结是关键词，我们团队的成员要求每周、每月、每季度都做工作计划，我自己甚至每天都有计划，我有一张以一刻钟为单位的工作计划表，前一天晚上我会将这张表填好，第二天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空当去思考接下来该干吗。每周我进行一次总结，用在哪一项上的时间是比计划少了，哪一项是比计划时间多了，这样不停调整，就不会有时间浪费。”  

    王冰说申请的机构每年增多，团队则一直维持3人以内的数量。她认为基金会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工作人员工作效率无疑是解决人力资源匮乏的最佳方法。

    而对于更多基金会而言，高永的办法似乎更立竿见影。“就是让各位理事推荐机构志愿者，理事一般有企业背景，他们可以从自己的企业里推荐人来基金会工作，身份是志愿者，相关酬劳由派出单位负责，工作时间和内容由双方探讨决定，这样理事也能更深度地了解基金会工作。”

    同时，针对公益人才匮乏的现状，王振耀则建议，相对周期较长的高校培养，相关公益组织和媒体应多组织针对性强、周期短的公益慈善培训，来保证公益领域的人才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