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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5版) “红基会给了仪陇项目20万资金资助。我们是当地民间NGO,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知道哪些地方是帮扶重点。我们很早就开始做民间救助,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做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顺手。现在看来当地群众都还是比较满意的。”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周河分会高向军向记者表示。 记者查阅“评估报告”当中的5·12地震灾后重建公开招投标项目一览表后发现,17个项目中最少资助金额为15万,参与“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中标的“仪陇项目、“野草项目”、“海惠项目”3个项目获得资助款项均为20万。 “这笔款项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整个项目执行资金总额为38.5万,红基会资助20万,实际发放给农民建房补助费用就用掉14万,占70%,开展项目宣传、推动农民活动中心建立并开展培训等活动的费用为36464元,占18.23%。其余18.5万为项目自筹,主要用于为15个项目村提供贴息小额信贷服务,结余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小学维修和项目特困户的再补助。不管怎么样我们优先应该保障我们救助目标达成,但是红十字基金会与我们合作,这种资助方式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希望今后这种合作会多起来。”高向军说。 “生态旱厕在受灾保护区水源地的示范和推广项目”(简称“野草项目”)由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负责实施,执行周期自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 该项目计划为当地10个自然保护区共150户农户改建或修建生态旱厕,希望通过推广生态卫生旱厕为解决目前水源地的污染问题提供可参考的解决方案之一。同时在改善当地村民的用厕环境的同时调动他们保护环境的主动性,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 “协议中的150个生态厕所全部建成,每个保护区建了15个示范生态旱厕。按协议要求我们达标了。”该项目执行组织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的何磊说。 但是这个项目却被评委们评估为比较不成功。 “这个项目经过我们评委组商议定为较不成功,主要利用率比较低。生态旱厕修建应该因地制宜,厕所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应该多考虑当地人的生活,如果老百姓生活不习惯这势必会造成闲置和浪费。值得肯定的是“野草项目”帮助10个保护区共150户农户改建或修建了生态旱厕;宣传生态旱厕,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传播了环保理念。”刘能说。 评价的产生 “这个项目我们在其他保护区做过试验,都有成功的例子,早在1995年公益组织就开始推广生态旱厕了,最早是用于应急救援。国内使用率一般在40%~60%。农户使用厕所的习惯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点是我们估计不足的,农户们现在还是习惯城市水冲式厕所。”何磊说。 “20万资助帮助到你们吗?希望今后资助方有些改变吗?”记者问何磊。 “我们认为还是不太够的,按照协议我要修150个生态厕所,两个项目员工就要占去2万元的人员开支,剩下资金确实有限。不过我们充分肯定红基会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责任感,这对于公募基金会和民间NGO来说都是第一次合作。这样方式有助于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好。”何磊说。 “评估报告”显示,17个评估项目中,评估组评定12个项目为“成功”;其余5个项目为“较不成功”,包括“绵竹养兔项目”、“安县项目”、“野草项目”、“环基会项目”和“唐坪项目”。 针对评估专家给出的评价结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有着自己的看法。 “一个民间组织的实施项目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主要创办人的能力和团队精神,由于中国民间组织,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草根组织,掌控的资源有限,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因此,执行项目的能力方面还是有些欠缺。一些大学的社团,由于主要依靠学生志愿者,因此团队的稳定性差,人员流动快,造成一些项目没有很好结案。从本次实践经验看,依托具有专业服务经验和资源的民间组织进行救灾服务,如鹤童的老人专业看护、地球村的乡村建设和治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社工服务、心灵抚慰等服务项目,具有更多的优势,弥补红十字系统资源和人力的不足,更易获得成功。”刘选国说。 “谁来主导,这个问题很关键,不同的项目主导,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施助方主导和受助方主导结果可能大相径庭。这17个民间NGO项目大多数都是NGO主导,但海惠项目例外,它主张受灾农户自己主导。”评估专家组成员刘能说。 “海惠项目”是国际小母牛组织的分支机构,该项目以畜牧养殖为切入点,资助四川彭州市小鱼洞镇杨坪村30户农户180只山羊,帮助他们利用互助组的形式,集体养殖山羊。项目实施周期为15个月,项目经费为20万元。 评估组认为海惠的成功具有典型意义。首先,项目实施管理者是政府,“海惠”只是帮助支持者;其次,基于自愿的社会选择筛选合适的项目伙伴和社区,强化“责任主体”意识;自己的项目,自己来管理,自己做的决定,做到参与式更愿意执行;最后,科学的管理模式:互助组。 “虽然这17个民间NGO项目里面大多数项目都是成功的,但是大多数项目都是以NGO自身为主导在进行救助,但海惠不一样,它是听取受助方需求是什么,来提供相应技术、资金保证,提倡受助方自身参与,充分调动受助方的项目积极性。我们还是提倡应该多让受助方自身参与项目本身,这样有助于项目达到更好效果。”刘能说。 “我们希望是受助者有需求,我们再去修建旱厕。去也是给他们提供技术帮助,要使受助方能够真正亲自参与到项目中来。这样也有助于提高项目附加值,使受助项目更有价值。”野草项目负责人何磊说。 一次有益尝试 记者查阅项目单上的17个项目和每个项目资助金额,相加计算得出17个项目总资助额为1663.36万元。此次公开招标虽是红基会资助模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募集能力上亿的红基会拿出2000万的资金资助17个项目是否依然给力不够? “因为是第一次,带有尝试性质,没有什么标准。本来计划有再做第四期招标的设想,但后来征集上来的标书质量好的不多,不够再举办一次招标会,加之有少量项目,执行方没有履行协议有关条款,或原设计方案与实际需求有差距,因此取消了三个项目的二期或三期拨款,所以2000万的计划没有执行完。红基会作为公募基金会,有一定的筹款经验和资源优势,因此在自己实施一部分项目,通过地方红十字会实施一部分项目的同时,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通过招标的方式与草根组织合作,也是一种有效率的选择。”刘选国说。 “17个中标项目从2008年秋季开始实施,到2011年夏季大都基本结束,评估组从2011年3月开始初步组建评估调查团队随后进入调查评估阶段,由于是典型后评估,很多NGO组织项目一开始的前期进展数据都没有了。我们只能靠着查看历史保存资料、询问当地项目执行和受助群体采用多种定性研究手段来进行评估,这其中以后编码、现场走访、深度访谈等方法来评估。如果委托方能够从项目前期刚开始的时候就委托我们评估,那就能同项目进展保持在同一时间点上,这样就能采集到更多数据,信息质量有保证,信息评价渠道多一些,权重、指标就可以作为行业内部标准信息库,有助于评估效果。”刘能说。 “不过也不要把17个项目结果看的太重,项目的成功与否仅只是从定性角度上来评估,关键是看到大型公募机购和民间NGO组织这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双方应该都在这17个项目中成长了。”刘能说。 公募基金会 资助草根NGO是方向 “本次公开招标是红基会资助模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此批项目无论是从其社会效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大大提升了红基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通过此次招标及其评估,我们积攒了大量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经验,为我们后续开展与草根组织的合作提供了路径和借鉴。实现从运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是中国红基会的改革方向,与基层红十字会、草根组织合作实施公益项目,将是我们的长期选择。”刘选国说。 “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的公开招标与顺利实施是中国公募基金会的一项创举,打破了公募善款在政府体制内循环的传统,打造了第一条连接公募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链。项目从创意到执行的全过程都是整个公益界联手合作的产物,为中国公益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树立了一个范例。”北京大学评估专家组成员联合评价道。 “我觉得今后公募基金会和民间NGO组织和受助方应该三方共同达成相关资助、受助意向,而不是单纯民间NGO组织有项目寻找到资源就执行,资助机构也应该事先做好民间NGO所救助项目调研,了解受助方情况,这样公募机构往往能站在更高处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协调资源,达到三方共同参与的目的。”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何磊说。 “这是一次积极并且有效的合作,也中国公募基金会历史上首次由民间NGO与公募基金会来合作,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公募基金会通过社会捐款的方式进行资助有利于资金使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也有利于提高救灾使用效率,同时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民间NGO组织是雪中送炭,使他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公募基金会资助草根NGO组织是未来发展方向,民间捐款就应该回到民间,中国公益产业需要变革,基金会要向草根组织开放资源,二者必须走合作之路。”走过20年公益之路的徐永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