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逢

    捐钱不如捐专业，专业人才们如果拿出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来做公益，或许会比捐钱或者做义工更有价值。

    在中国天津，一个NGO性质的金融博物馆已落成2年了，其发起人是王巍，一个由国有银行高管转变成为个体商人，进而被业界称为“并购专家”的“金融浪子”。他试图拷贝他国模式，通过创办这家博物馆，与世界同步来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金融，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名单很炫目：吴晓灵、余永定、陈志武、许小年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展品也五花八门，亚当斯密的手稿、供销合作社股票、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等等。

    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白丽华说：“这里并没有太多珍贵的藏品，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钱去购买价值不菲的物件拿来展示。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于，用展品勾勒出一条金融发展之路，为人们提供一个接受金融教育、了解金融发展和知识的平台。”

    这种公益的尝试会曲高和寡吗？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状态如何？又有怎样的困惑与挑战？

    在位于天津解放北路老金融街上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内，88岁的刘爷爷穿着老式钱庄学徒褂子，端坐在摄像机前，摆弄着一套古老的记账箱。他所展示的是一种几乎已经失传的记账技术，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曾在钱庄当过学徒的老人还掌握着这项技术，而刘爷爷面前这台摄像机，正是为了将这种烙印着中国金融发展痕迹的历史完整记录下来而架设的。

    几个星期之后，这份珍贵的影像资料通过中国金融博物馆展厅内的电视全天循环播放，供每位前来参观的客人观看。刘爷爷则作为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不遗余力地为来客们介绍馆内所展示的有关中国金融的历史与发展。像刘爷爷这样的老年志愿者，博物馆内还有几位，他们的讲解被官方及来宾们亲切地称为“口述金融史”，令不少来到这里吸收金融知识的客人们宛如亲身经历了几百年的金融变迁。对于金融博物馆的开创者们来讲，刘爷爷等志愿者以及“口述金融史”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他们实现金融教育的公益意义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与世界同步的金融理念

    天津的解放北路是一条具有百年历史的金融老街，曾经大量钱庄、商会都聚集于此。中国金融博物馆所在地原址便是曾经的法国俱乐部以及法国商会所在地，从天津火车站出来，过了解放桥就可以望见。这是天津市政府特别为筹建这间金融博物馆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希望这个创举的发起人可以顺利地让中国第一座具有NGO性质的金融类博物馆落户天津。这位发起人便是王巍，一个由体制内高管转变成为个体商人，进而被业界称为“并购专家”的“金融浪子”。

    之所以被外界称为“浪子”，大体因为王巍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安分。在中国银行呆过，在单位挽留下坚持要停薪留职去美国，回国后参与筹建南方证券一直做到副总裁，在中国股市最热闹的时候却选择了辞职。“下海”后，他仍然到处“折腾”，搞了两个行业协会，还著书立说，跑到商学院给人讲课，要制定行业规范，得了一个“中国并购之父”的诨名。

    不安分了许多年，满世界的到处飞，有几个地方给王巍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美国的金融博物馆、日本的货币博物馆以及英格兰的银行博物馆。在美国，金融交易、投资问题、货币和银行业务经常使很多人感到错综复杂、困惑难解。为此，位于纽约曼哈顿金融区中心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华尔街以至整个国际金融世界。日本和英国的同类型博物馆在当地所起到的作用也亦然：为人们提供比书本更易于接受的金融知识，通过感官体验帮助人们直观接触金融世界，教育并培养人们的金融意识和技能。于是王巍在想，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家类似的博物馆，与世界同步来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金融，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呢？

    于是在2010年，中国金融博物馆不声不响地建成并且开始对外迎接来客。没有大规模宣传，也没有商业赞助，仅靠着王巍的个人投入与影响力、中国诸多有分量的金融人物支持与捐赠以及天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与公益的联姻初具雏形。

    博物馆的NGO模式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对于博物馆有着如下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这段话被王巍写入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开馆铭义。而他对于成立金融博物馆的初衷则这样描述：金融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取舍，更是一种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朗朗大道，我们需要通过充满争议的金融事件来体验历史，与毁誉参半的金融人物一起感受人生。

    基于这样的初衷，顺利落成后的中国金融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家具有NGO性质的金融类博物馆，它与美国金融博物馆、日本货币博物馆及英格兰银行博馆结成博物馆联盟，在大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架构上则基本参考美国金融博物馆的经验，力图走一条国际化的发展路线。金融博物馆的展馆面积约2400平方米，馆内收藏了中国各个时期大量的货币、金融票据以及其他金融实物。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八个专题，包括金融历史和现状、金融与我们、中国货币历史、金融危机与金融海啸以及各种专题展览。“这一展纲是由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亲自起草的，非常符合世界及中国金融发展的脉络以及国人渴求的金融知识结构。”博物馆馆长白丽华介绍道。

    白丽华与王巍是大学同学及老朋友，在担任金融博物馆馆长之前，她是天津大学工程管理学的教授。当王巍想给博物馆物色一位既懂建设、又懂管理、还懂教育的馆长时，这位老同学成为大家推荐的对象。“辛苦并且不求什么回报。”这位年逾五十的教授这样描述她的馆长生涯，“关键是我们对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方式的一致认同促使双方最终携手合作。”

    白丽华的“办公室”位于博物馆二层一间艺术品展厅内。说是办公室，实际上就只有位于展厅一角的两张破旧的桌子，一张属于馆长，另一张则是供副馆长使用。两台笔记本电脑，一个热水瓶、两个茶杯、几支笔和一小摞资料，管理者们的全部家当也就如此了。“加上长期服务的志愿者，整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过十人，再加上我们本身是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机构，办公条件简陋一些很正常。”白丽华说。

    认同自己所从事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行为”，是促使白丽华等人组建成为博物馆运营团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公益的概念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不收门票那么简单。恰恰相反，每位进入金融博物馆的参观者需要支付10元的门票费用。

    “其实原本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刘副馆长解释说，“但由于这里地处天津火车站周边和金融街景区，常年游客都非常密集，我们发现由于博物馆免费参观，并且内部装修尤其是厕所的设施非常好，于是有很多人会跑进来休息、避暑甚至是上厕所，但完全不关心展览的内容。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收取门票费，保障真正参观者的权益。”

    不过，每人10元的门票收入是无法保障博物馆的正常运营的。据透露，金融博物馆自开办以来，每年的运营成本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大部分来自王巍和天津市政府的支持。“资金上目前来看虽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如果想让事业取得更为长足的发展，还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白丽华说。

    名人效应的助力

    从展纲的制定到展品的设置，金融博物馆内所有陈设皆不乏名人的身影。博物馆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吴晓灵、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经济学家陈志武、经济学教授许小年等人，展品也多为王巍本人、他的朋友以及金融界名人的私家珍藏，包括亚当斯密的手稿、供销合作社股票、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等等。“这里并没有太多珍贵的藏品，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钱去购买价值不菲的物件拿来展示。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于，用展品勾勒出一条金融发展之路，为人们提供一个接受金融教育、了解金融发展和知识的平台。”白丽华解释说。

    为了更大限度发挥这些名人的影响力，除了物品展示之外，博物馆尝试开展一些论坛与讲座的活动，在发起者们看来，这样的活动既可以丰富博物馆的内容，又能招揽人气。“我们邀请来一些商界、金融界以及文化界的名人，先后举办了将近20期‘大师讲坛’以及‘大师讲论’的活动，每次前来参加的客人都挤满了活动展厅。”刘副馆长说。而最能将名人效应发挥到极致的一种扩展活动则是王巍等人在北京成立的“金融博物馆书院”。

    地产大佬加微博名人任志强成为王巍在“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合作伙伴，两人对这个项目的发起一拍即合，由任志强出任书院理事会主席，并担任首期书院活动的嘉宾。

    据书院的对外联系人李镭介绍，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成立源于设立于金融博物馆内的一家书店，店内展示的大多是与金融相关的优秀书籍。“随着博物馆与书店受到越来越多书友们的关注，大家的视线也从关注书而转向书籍背后的读书人身上。”李镭说，在任志强的建议下，2011年7月，王巍等人决定将书店与书友的交流从微博空间变成现实公共平台，并正式更名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

    平台建立以后，书院定期举办读书会、品书沙龙以及书友见面会等活动，邀请到的嘉宾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听众也都是免费报名参加。据参与者透露，能容纳500人的读书会现场，每次场面都十分火爆。“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次与名人面对面的难得的机会。”有人在微博上评论道。

    同样作为王巍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许知远被邀请成为书院的阅读导师，在2011年12月与陈志武一起做客第八期读书会，讨论金融与人生。“当时现场来了五六百人，气氛很热烈。”许知远回忆道。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普遍缺少类似的公共讨论平台，尤其是有关于金融的公众讨论氛围远没有成熟的建立起来，因此，读书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一些空白。“其实文化和公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体的，是为了使社会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健全而服务的。不论是金融博物馆还是书院，它们的存在都为公众对金融和文化加深了解提供一个好的平台。”许知远补充道，“包括我自己所做的书店，也都是为了重塑社会价值观，也可以看作是公益范畴的一个举动。”

    金融公益与商业的界限

    作为围绕着中国金融博物馆拓展出来的一系列公益项目，书院、大师讲坛等活动的举办，均是金融博物馆这个金融教育主体在中国进行普及金融理念的有效手段，它们逐渐形成了一张网络，从不同层面来实现公益的目的。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对这张公益网络一味叫好，人们对其有可能出现的轨道偏移还是存有疑问。“书院活动的商业气息还是有点浓。”许知远便对记者讲道。“过多商界人物的参与，让有些场次的活动看起来像是一场商业追星的影视剧，如果长期局限在这样的模式而形成一个小圈子，并不利于书院正面价值观的体现。”

    商业与公益两种感觉的冲突也正是白丽华等人所担心的问题之一。随着金融博物馆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天津的大中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前来参观，接受财商教育。“在这里学习观看世界金融知识，听听讲解，比在学校苦读一周的课本都管用。”一位参观学生对记者说。而不少公司、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也都定期组织员工前来，把博物馆当作一个固定的培训基地。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找上门来要求合作，甚至直接希望出钱作为博物馆的赞助商。对于这些商业需求，王巍与白丽华等人表现得很谨慎。“虽然我们也希望寻找到一条可以维持并扩大发展的商业之路，但在还未想好如何权衡商业和公益之间的关系之时，我们并不希望给这一公益行为带来太多的商业气息。”白丽华说，“不过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模式。”

    一些不具有明显商业色彩的活动的举办是目前白丽华等人可以接受的。比如以低廉的价格在博物馆内为志愿者筹办一场婚礼，在保证成本花费的基础上经营博物馆内的咖啡厅、书店及纪念品商店等，为参观者提供休息的场所以及满足游客学习和购买纪念品的需求。“这些与公众相关的活动的举办也带有公益的意味，也是我们用来改变人们财富观的一种手段。”白丽华解释说，“如果社会反响好，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尝试类似的探索。”

    金融博物馆的成功落户，为天津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好处。金融教育在当地的普及，使得天津市金融产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招商引资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因此，这种“民营公助”的博物馆模式受到全国各地政府的追捧。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之后，王巍等人又相继与苏州市政府、上海市政府联合筹建了中国基金博物馆、上海并购博物馆，与此同时，北京的博物馆也将在今年的6月筹建完成，届时，以博物馆形式为基础的金融教育将受到更多关注。

    “知识性公益是最大的公益。”正在紧张参与筹建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的白丽华认为，社会需要通过更多的金融与公益相结合的教育形式来改变人们的财富观，同时形成人们对于博物馆这种非营利性质公益机构的支持氛围。

    链接

    世界各地的金融博物馆

    美国金融博物馆

    美国金融博物馆坐落在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1784年创建的美国银行遗址上，博物馆所在地本身就是美国金融史的一部分。但是重新整修、搬迁新址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希望展现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建筑。它要成为一个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互动式展览中心，让公众尽情探索金融世界的奥秘。博物馆馆长谢乐仁说，他希望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并且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他们个人的金融决策中去。

    日本货币博物馆

    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1982年为庆祝建行一百周年，日本银行建了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并于1985年正式开放，该博物馆隶属于日本银行的货币与经济研究所。博物馆收藏有日本本国和外国的钱币和纸币，它的核心部分是“二战”结束时获得的著名钱币学家田中启文的大量藏品。此后，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的收藏不断丰富，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钱币收藏地之一。

    英格兰银行博物馆

    作为国家金融系统的护卫者，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当时的政府急需筹集大量的现金以应付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34年搬迁到现在的位置，并由索恩爵士进行立修复。博物馆通过各种互动技术介绍了银行和钞票的历史，听上去并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