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辛朝兴 戴高城

    他被称为一个“神人”。

    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总经理，1996年大牛股“苏常柴”的庄家，2000年全身而退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2010年上海“外滩地王”的制造者。喜爱传统文化，游走于金融、地产与艺术之间，常以一身中式衣裳示人，言语间多含有哲理或禅味儿。

    他是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低调、难以捉摸”是媒体给他的标签。

    但是3月27日傍晚，“上海世界生态城市论坛”间隙，在浦东九间堂无极书院的茶室里，记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本分”的近乎有身“土味儿”的戴志康，谈的都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朴素的道理。

    也许是因为“公益”这个话题触动了戴志康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面对《公益时报》的独家专访，他第一次向公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公益与企业、与事业的理解与追求。

    首先，企业所经营的事业本身不应对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应当做对社会有“功德”的事业。

    其次，应当做一些专业性的公益事业，比如资助教育事业，推动环保，扶持艺术等。

    更高层面的公益，是要关心社会问题，关注社会走向，能够推动社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戴志康说，所谓文化，不过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在此次采访的最后，戴志康说：“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农村。”也许，戴志康就是一个留恋于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并愿意让这种生活方式在当代社会里传承和推广开来的人，而这，就是他在“大公益”层面上的追求吧。

    对话戴志康：

    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农村

    《公益时报》：请您谈谈您理解的生态城市是个什么概念？

    戴志康：生态城市不是指人们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生活，那种完全自然的状态我们已经回不去了。生态城市实际上就是节约化、高密度的城市综合体。土地不再分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等，而是按照有机的方式自行配合，把城市里的生活、工作、娱乐功能集合在一起，人们在步行的范围内就能解决生活需要，不再需要大量的交通工具，人均消耗、户均消耗就会大大降低。

    比如在上海的陆家嘴地区，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去办事需要坐车。如果陆家嘴的楼靠得再紧一些，但保持一定阶梯性，人们都可以在步行空间里办事，而如果在陆家嘴上班的人又有三分之一住在那儿，就不需要开车上班。再加上商场、文化娱乐设施如果建设得很齐全，人们就不用开车或坐地铁去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解决，会减少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交通。

    要实现这个理念需要对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做彻底的变革，否则无法实现。

    《公益时报》：您一直都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生态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受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启发吗？

    戴志康：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发展都是讲专业分工，越专业越好管理，一个地方被划分为工业区、生活区、商业区，这在汽车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可以是这样。但今天汽车已经成为灾难，就需要另外的思路来应对。

    中国的文化讲融合，恰恰就是节约的、生态的思路。我们现在需要用新思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100年前的专业分工的思路做，就落后了。

    按照生态城市理念规划的建筑也会是很有诗意，很有文化的。文化不一定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文化就是传承几千年下来的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造的很多高楼大厦，完全与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无关，这就把文化消解掉了。所以在做城市规划时把风水想好，把健康想好，把室内的空间和室外的空间融合好，有阳光有水，文化的生活、诗化的生活就出来了。

    企业应当做有“功德”的事业

    《公益时报》：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创造共享价值”的观点，认为企业应当并且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生态城市”理念似乎包含了某种社会关怀，但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商近乎是“全民公敌”，房地产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共享价值？

    戴志康：现代西方管理理念的基础是假设人都是坏的，虽然现实确实是坏人多，如果没有一个配套的法规鼓励好人干好事，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堕落。

    按照防范坏人的思路，政府就定了很多这样的规矩，比如这块土地只能做住宅、那块只能做工厂，这就是怕坏人钻空子，利用土地规划的漏洞来牟取私利。这样美其名曰“法制化规划化”，其实压制了一切创新的，真正能解决社会需要的东西。

    生态城市是一种社会共同的需要，应当成为共识，而不应该仅仅是企业的理念。但现在取得社会共识确实很难，不仅是在生态城市这个问题上，在其它社会问题上也是如此，社会缺乏共同向善的共识，这是个普遍问题。

    《公益时报》：您曾说过证大是“社会企业”，您是如何理解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

    戴志康：企业本身经营的事业要有社会公共价值，而且是在经营的过程中就要有，不是到了捐赠做慈善的时候才想起这个价值，按照现在的西方理念和一些学者的说法，你做事归做事，该挣钱就挣钱，到时候做点捐赠做点慈善，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比如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身对人体就是长期有害的，那就应该关门，捐再多的钱，做再漂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公益。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企业，哪怕再挣钱，挣好可以捐更多钱也不会做。

    证大在做的要比这深刻的多，我们的每项事业在做之前都首先要反思：“做这件事本身有社会功德吗？”比如说我们做小额贷款，支持底层民众创业，这本身就是有功德的事，这种钱就赚的心安理得。

    对我来说，整个经营过程都是在做公益。

    《公益时报》：要保证经营过程始终是在做功德，会不会有困难？

    戴志康：是有困难，但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正在转型，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现在很火的企业没有太多机会。必须要创新，传统的东西要找细分市场，还要发展新的产业。

    证大一直在做金融和地产，地产我们做环保的，做城市综合体，做有文化的地产。金融我们主要做小额贷款这块，为底层老百姓创业、经营提供金融支持，这都是想着应对下个时代、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更深一步我们直接做文化产业，以前把文化作为地产的一个附属物，像胡椒面那样撒撒，现在要倒过来，地产要支撑文化，文化也支持地产，变成并列的。

    把文化产业做大，对我们来说就是开拓三维空间外的四维、五维，有可能是无穷空间，就是解决我们金融和地产领域里大环境、大风水的问题。地产是对有限空间的开发，在有限空间的竞争里，证大没做到最强最大，但当我们把无限空间想清楚，在未来的竞争里，就能建立起我们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公益时报》：您总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寻找社会意义，可您又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商人”，如何取得其中的平衡？

    戴志康：商人是我的职业，我的社会角色，我的理想是通过我的商业来实现的，不是通过我去做教授、做政治来实现。所有的空中楼阁要靠商业来支撑，所以不能忘记只有商业的成功才能可持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很多年前我就皈依了，师父教我要做好事，我做好事主要是通过我的企业来进行，企业就得像一个修行的人那样，不能损人利己。把做事业的过程看成是修行的过程，这样就不矛盾了，这是中国禅宗的理念。

    比如说我还会做股票，有钱挣照样挣，但这个东西已经对我没有太大诱惑，当你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看的那么重要，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精英应当把十几亿人民放在心里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很多像您一样在过去30年市场经济过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这两年都纷纷关注起公益和社会问题，这是对年轻时社会理想的继续追求，还是对资本积累时期“原罪”的道德补偿，还是试图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戴志康：都有吧。大家都来做公益就好，欢迎所有做公益的人，别问太多为什么。

    《公益时报》：您认为商人阶层可以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舞台上发挥多大作用？

    戴志康：一个商业社会，企业家是核心阶层是没错的，但中国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社会，我并不赞同。彻头彻尾的商人社会就是个恶的社会，典型的就是美国。

    大家都羡慕美国，美国人有人权，生活富足，但是美国人只愿意他们自己国家这么过，不可能让全球人都像他们这么过。个别人去美国，可以这么过，一个小国家依附它，也可以这么过。但是，我们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依附它，不能变成它那样。这点我们的精英没看清楚，认为美国人欢迎他们就是在欢迎所有中国人。这有两种解释，一是被迷惑，二是精英没把十几亿人民放在心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相信商人或者精英。商人是商业社会的核心推动力，但是商人不能决定社会的一切，不能完全按照商人的原则组建我们的社会，但现在有这种倾向，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我不认同，这样下去不可能建成美好家园。

    《公益时报》：请您概括一下您的“大公益”理念。

    戴志康：公益涉及到你事业的道德心，即事业本身的公益性，所以我们要做社会型企业。其次是主体事业以外的慈善，还有些专业性的公益事业，比如像我们做美术馆、艺术文化市场等。另外一块就是关心社会走向，这是个更大层面的社会公益。比如前面提到的年轻人的机会，发展方向，关心社会走向，关心我们这些精英走向，这些是大的社会公益。

    我说过一句话，我做的事不能说是所有，但大多数事情都跟公益有关，我是这么来定位自己的使命的，也把它当成修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