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1986年,沃伦·巴菲特在《财富》杂志发表文章《你应该把所有财富都留给孩子吗?》,其中写道:“巨大的财富会使他们(孩子)好逸恶劳,成为纨绔子弟,并不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二十年后,他把自己个人财产的85%、价值37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股票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 而在这期间,中国的公益事业从数千年的慈善文化中萌生、发展、从小到大。“旗帜鲜明地为慈善行为喝彩”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也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粗略算来,中国慈善排行榜已精确记录了560多亿善款的来源和去向。这张最初以统计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捐赠数据为目的的榜单承载和见证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精神和社会责任。 捐赠的更多可能 细数榜单,得以展现的除了那些直观的数字外还有各式各样或令人称赞或遭人误读的捐赠模式,它们在慈善秩序范围内多元化地存在着,为中国公益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股捐”、“等额配比捐赠”、“直捐”、“转移支付”种种五花八门的名词背后,我们或可窥见中国财富拥有者们在进行慈善捐赠时所行走的路途。 其中,首先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股捐”。 2005年,牛根生宣布将他与家人的全部股份——约占蒙牛股份的10%捐出,创立了“老牛专项基金”。企业家捐出全部股份的,牛根生属全球首例,因此被誉为“全球股捐第一人”。2009年,他又以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捐赠方式捐出4.18亿元,这笔捐赠让他荣膺当年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的第二名。同年,曹德旺宣布了捐出福耀玻璃29.05%的股权——价值40余亿元的捐赠计划;陈发树更是宣称将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有价证劵,捐赠给他成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随后,财政部出台的《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可谓应时应势,“股捐”——逐渐成为企业家们的新宠。 “等额配比捐赠”较为复杂,2006年由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首次在中国尝试。 当年,段永平向浙江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三分之一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即受捐赠方必须首先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一笔捐款,才能从基金里取出对等的资金使用。2010年,段永平如法炮制,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并因此入围“年度十大慈善家”。而这一次,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的数额为1530元美元。“等额配比捐赠”——这种从国外大学基金借鉴而来的运作经验,充分调动高校募款积极性的同时,也设置了高校动用善款的门槛,因此颇受争议。 相对而言,“直捐”更简单,操作更直观。 陈光标——无疑为采用此种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从2008年开始,他就向老少边穷地区和灾区直接捐赠,2010年初,更是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内,将3000多万元现金堆积如山,宣布启动春节慰问新藏云贵川,向贫困家庭派发红包活动。在社会舆论更多地探讨这种类型的捐赠是否过于高调的同时,如何引导捐助者的热情,如何体现捐助者意志,如何使捐助活动更加公开、透明,才是“直捐”所应带来的有价值思考。 与“直捐”对应的是“转移支付”。 2010年11月,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政府捐款10亿元,用于金陵大报恩寺重建。这笔捐赠为中国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王健林也因此位列“2011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的榜眼。在捐赠过程中,他就选择了“转移支付”的捐赠模式,即首先将捐款打入中华慈善总会的账户,再由后者分三次拨付给南京市政府。 财富寻觅归途 回顾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来路,我们书写了一个财富从蒙昧到熟稔地寻觅归宿的故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开启了民间资本流入公益领域的大门。这一年的4月,《公益时报》在满心期待和诚惶诚恐中编制了第一张中国慈善排行榜——50位慈善家,10.29亿元的现金和物资捐赠。2005年的榜单极具中国特色:136位上榜慈善家中有41位来自房地产和建筑行业;2006年,第三届慈善排行榜增加了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榜单,上榜跨国公司42家,合计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4.27亿元;2007年度排行榜在延续慈善家排行榜和年度十大慈善家的设置外,同时诞生了慈善企业排行榜和年度十大慈善企业的奖项;2008年,亿元捐赠的概念被提出——12笔亿元捐赠成为当年榜单的最亮点;2009年的慈善排行榜在政府接连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和汶川地震激发全民捐赠热情的背景下诞生,该年上榜慈善家121位,合计捐赠18.84亿元,上榜企业899家,合计捐赠117.95亿元;2010年,越来越成为中国慈善脊梁的民营企业在这一年为中国慈善市场提供了最多资源,入榜的448家慈善企业里民营企业占了63%;2011年,坚守公益领域十年的《公益时报》也已成为中国公益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这第8张榜单上,上榜慈善家有173位,合计捐赠74.28亿元,上榜慈善企业707家,合计捐赠116.07亿元…… 又是一年四月,在“2012中国慈善排行榜”上将出现哪些更为新鲜的捐赠模式?哪些熟悉的面孔又将登场?哪匹黑马会令人惊叹地闯入?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