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企业公民的进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挑战及阻碍。近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新兴最佳实践——全球企业公民挑战》对于这一话题进行了详实的研究与分析，展现了企业公民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报喜不报忧”的隐忧

    很多中国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发布企业公民报告的重要性，已发布报告的企业又做得太过浮泛。透明度不足使信任度缺失。

    如今，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发布企业公民相关报告，但仍有大量的公司尚未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截止到2011年，仍有约四分之三没有做到这一点。

    除数量外，企业公民报告的质量也令人担忧：许多企业的公民报告无法遵循统一的标准或是缺乏全面的信息。到目前为止，企业公民报告在数据一致性方面几乎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部分企业在撰写报告时无章可循。另外，相当数量报告的结构亦十分松散——部分报告甚至不足10页，内容泛泛，缺乏数据或实例的支撑。

    信息的全面性是另一个问题。大多数报告“报喜不报忧”：只包含积极方面的内容，而极少承认存在的风险，也几乎不讨论不足之处。但是，只有当企业能够提供标准更为统一、信息更为详实和全面的企业公民报告之时，公众才有可能更加信任这些企业，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信息公开的基本目标。

    由于透明度的不足，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度缺失已经成为企业运营的一大障碍。

    被忽视的捐赠质量

    企业在担当中国社会捐赠主力的同时，也有些企业因为一味地重量不重质的捐赠行为而步入误区。

    在中国，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企业仍然是社会主要的捐赠者，2009年，企业共向社会捐赠了542亿人民币，占国内捐赠额的59%。个人捐赠的款项占捐赠额的30%，高于2008年的20%，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捐赠的主力。2009年捐赠金额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企业中，私营企业占63%；在全年排名前十的慈善捐助行为中，私营企业占了其中五席，而国有企业只占两席。第三，社会捐赠最主要的内容是救灾，紧随其后的是卫生保健和教育事业。这充分表明了捐赠的不平衡性和被动性更多时候成为一种应急行为，而非那种对社会事务持续性的、积极主动的关注。

    但企业捐赠其中的一些行为值得深刻的反思：例如，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社会知名度，不惜伪造捐赠信息或过分夸大捐赠历史，这大大折损了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这样的行为甚至也致使公众错杀了一些真正热衷公益、诚实守信的企业。

    整个社会浮躁的心态使得企业的慈善行为走向了误区。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民众甚至政府仍然在更多的关注捐赠金额而并非捐赠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这种现象在汶川地震期间达到顶峰。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企业一味地竞争捐赠数额，而那些实实在在帮助灾区的行为却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投入不足带来的问题

    吝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人力投入，使得企业公民实践成了一纸空谈，无组织的慈善行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的核心优势渐行渐远。

    通过对企业发布的公民报告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大多数企业都希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然而只有20余家企业在这个领域拥有独立的团队并投入了专门的资源。这反映出的绝不仅仅是管理上的疏忽，而更多的是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的全面发展型人才的匮乏。而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很多公司来说，将本已匮乏的人力资源用于非核心业务之外的社会责任领域，似乎是件太过奢侈的事情了。追根究底，企业公民实践面临两个问题——人才有限，投入不足。

    实际上，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投入，企业就无法培养出有综合素质的人才，而没有足够的高素质人才，企业也就更不愿意将有限的人才投入到公司的企业公民实践中去，因为这种投入的实际回报往往是很难量化的。

    在缺乏人才和资源的情况下，发展和实施更为积极的企业公民实践成了一纸空谈。将社会责任更广泛地贯穿于企业的日常运营，甚至企业文化中就更不能奢望了。如此下去，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努力只能停留在一系列无组织的慈善行为上，必然会与公司的核心优势或竞争力渐行渐远。

    社会企业家需更加广泛认可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已经开始越来越注意到那些能够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商业模式所产生的可持续性优势，但许多中国人还在争论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否应该被视为企业公民的一种形式。

    最成功且最具可持续性的企业公民实践不是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利他行为——即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社区收益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最佳企业公民实践应该也能够使社会和企业同时获益。简而言之，最佳的企业公民实践应该是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与特定的社会问题之间找到交集，进而通过业务创新找到一举多得的解决方案，在解决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同时为企业带来新的商机。这个理念对于企业公民实践至关重要，因为如果高层管理人员始终将公民责任看作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相悖的目标，他们就不可能打开思路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解决方案，也一定会限制自己的公司对此类实践活动所投入的资源。同理，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例来展示成功的企业公民实践可以并应当如何构建，企业也将会限制此类人才和思想的发展。

    “拿来主义”与创新精神

    “拿来主义”在使中国企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之后已经慢慢凸显局限性，中国企业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和实践去寻找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已经习惯于对他们的西方同行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与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相结合，使中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使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随着中西差距的缩小，这种“拿来”策略也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事实上，当下的情形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不变的法则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对中国企业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学习别人，而是该怎样去学习。世上永远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企业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去寻找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这种能力正是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所不可或缺的技能——这对核心业务和企业公民实践层面来讲都是一样的。

    纵观当今世界，许多中国企业的全球企业公民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如果能够更好地去理解企业公民意识，更有效地去沟通和交流，更积极地去创新实践，中国企业将在全球企业公民领域取得更快的发展。

    （本报记者张逢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新兴最佳实践——全球企业公民挑战》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