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部分基金会没有进行投资，参与投资活动的基金会中，投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投资收益率均较低。但实际上，基金会拓宽和规范资金运用途径的要求却日益迫切。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各种不同模式使基金会有效保值增值，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3月16日下午，位于北京市雍和宫附近的基金会中心网办公室内，一场名为“基金会资金管理——中国金融市场投资产品介绍”的主题沙龙正在进行。

    当主讲人——某投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海燕提出“有谁在做资产的保值增值？”时，现场的十几位基金会代表只有三人举起了手。

    这个极小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印证了我国基金会保值增值的现状——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有效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近2000家基金会中有666家参与了一定规模的投资活动，占基金会总量的38%，而在2009年，参与投资活动的基金会数量则更少，仅有513家。

    现状堪忧

    “这其中还纳入了投资收益为零的基金会，事实上，2010年有投资收益的基金会只有412家，2009年则只有323家。”基金会中心网的项目官员韩红雨告诉记者，除了数量少以外，投资收益率低也是基金会投资的一大特点。“在现有参与投资活动的基金会中，大部分基金会的年投资收益都在100万元以下，甚至有些基金会出现投资亏损的情况。”

    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基金会的总资产为约547亿元，投资收益总量为约8.6亿元。

    “资产总量和投资收益不成正比，这在其它行业中很少出现。并且严格意义上讲，虽然一些基金会取得了一定投资收益，但如果投资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投资也不能算是成功。”马海燕分析，除了缺少专业人士外，基金会的过于谨慎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投资，对于资金的处理一直非常保守，只存在银行获取利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财务总监舒伟红印证了马海燕的说法，她表示，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基金会也开始考虑通过投资进行弥补，但仍把确保资金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投资是要进入市场的，而市场是在变化的，只要投资就会有风险。选择任何投资模式都不能确保一定有收益。像去年的行情，股市、债市都不好，即便是投资有亏损，也可以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投资总监于泓则认为投资风险只能降低，不能绝对可控。

    前车之鉴

    事实上，基金会由于缺少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从1981年我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至今，已出现过几起基金会投资失败，甚至遭受巨大损失的案例。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基金会被定义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办法》确立了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或各省分行审批、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管理体制。

    在实际管理中，中国人民银行更多地关注基金会所拥有资金的安全。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同时限定：“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

    彼时，作为我国第一家由国家科委和人行支持、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创），受到了众多基金会的信赖。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等十余家公益组织将总计5400余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分别以委托投资、委托购买国债、委托存款的方式存入中创。

    而由于经营不善，在1998年6月22日，中创被人行“行政关闭”，进行债权债务清理。5400余万元善款就此陷入泥潭。

    4年后，人行清算组召开全体债权人大会，清算原则彻底打翻基金会算盘，有媒体报道称其债务清偿率从1998年的50％下降到20％左右，也就是债权人最后只能收回债权的极少部分。

    在当年，也就是2002年，另一件基金会投资亏损的事件同样震惊了公益圈。媒体人方进玉调查指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一亿元，违规投资并巨额亏损。其采写报道《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将矛头直指时任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虽然报道未能刊出，但国家审计署随后对青基会进行了审计。

    2004年1月，核查工作结束。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消息：“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该消息还了徐清白却只字未提投资的审计结果。

    除了投资失败外，还有基金会被卷入诈骗风波。1995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由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捐赠两亿日元设立。在基金会成立不到一年时，由基金会领导签署文件，致其1.27亿日元和100万美元资金，被骗作抵押担保贷款。虽然经过6年的讨要，基金会的资金大都被追回，但在此期间，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时任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登记处处长的刘忠祥发表文章总结了当时基金会投资的整体状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金会比较热衷将基金用于投资、经营，还有些基金会搞过贷款、担保等。但对于大多数基金会来说，无论是投资股票，还是经营企业，收益都不理想。

    该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基金会进行了大规模整顿。

    整顿结束后，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对基金会保值增值做了开放性规定，确立了“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放弃了之前的所有具体限定。并指出：“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成功之道

    《条例》的出台，伴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逐步规范，使基金会的投资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一批有着先进思想的基金会试水资本市场，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经验。

    据2010年基金会的年检结果显示，投资收益高于1000万元的基金会全国共有18家。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收益最多，为约9770万元。记者在其年报上发现，截至2010年底，该基金会净资产为约14.93亿元。有资料显示，2005至2010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年均净收益率高达10%。

    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军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借鉴市场运作机制，聘请了专业投资团队进行基金运作，原则上基金会不插手具体业务，但会确定收益率指标，并严格考核。

    宋军还透露，为控制风险，基金会分三类模式进行投资，并随市场及时调整投资比例：一是理财性质的投资，买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二是证券类，如股票和增发配售等；还有一些长期的投资，比如物业资产。“一些做投资的校友也会帮我们介绍一些好的理财产品和投资项目，虽然不是直接给学校捐赠，但这也是贡献。”

    同时，宋军也指出，是否聘请专业的团队需要考虑管理的资金规模，如果只有几千万元，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也不一定划算。

    参加当天沙龙的于泓支持宋军的说法，她向记者透露，由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足亿元，所以投资活动主要由内部员工负责。年初提交方案后，经过理事会批准执行。“除了实业不涉及，打新股、信托、基金、债券等都投过，最主要还是基金。”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为约1911万元。

    除了多元化投资，设定投资比例外，根据投资收益及时调整投资方向也被基金会所普遍认可。2011年末，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曾在文章《基金会保值增值问题研究》中，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例佐证。

    “南都公益基金会2007投资收益1600万元，主要来自于股市；2008年股市大跌，亏损较大，南都公司捐资弥补了亏损。在投资对象选择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08年之前主要涉及短期投资中的股票。2008年亏损之后，为了减少风险，南都基金会选择了长期投资中的私募基金——红杉资本，共计投入1亿元，分期投入，每次投入25%，即2500万。回报率大概是50%左右，投资期为4年，期间不分红。”

    同时，刘忠祥强调，由于捐赠收入的不确定性、股份捐赠的产生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基金会保值增值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但实际上，在2011年郭美美、河南宋基会等事件发生后，基金会投资理财的话题已被广泛探讨。“很多基金会前来咨询投资的相关问题，目前达成合作意向的已有11家。”马海燕对记者说。

    ■ 本报记者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