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6版）

    残友认为，在当时接受LGT的投资并不是一个最佳时机，“投资方必定是想要收益，而对于社会企业来讲，必须要权衡你让渡的利益和你所获得的收益之间，关系是否平衡。”李海军说。残友觉得，目前以他们的资金情况来讲，并不能接受让渡利益的部分，因而至今仍未接受任何投资的进入。“这并不是LGT的问题，而是时间点的问题。”刘海军解释道。“社会企业和投资方应该是合作的、共同发展的关系，而非争夺话语权、赢取高额回报。”而肖晗也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也希望，社会企业能够通过公益创投机构长期的帮助，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这个时间段，可以是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以上，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着急地去抢项目，一定要保证双方磨合得很到位才行。”

    跨区域投资与水土不服

    其实，开展公益创投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失败的案例是公益创投机构经常需要面对的。

    “LGT曾经有一个在菲律宾给乡村做水净化管理器的项目，最终由于我们与被投方管理层没有充分磨合好而以失败告终。”肖晗讲道。“LGT来自欧洲，本身带有一点欧洲人的自负，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原本当地负责项目的投资经理和企业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当项目进入到欧洲本部高层与企业接触的层面之后，欧洲人不重视当地文化和禁忌、做事方式不够礼貌等劣势逐渐显现之后，给人留下一种十分傲慢的印象，这令当地企业家感到十分不爽。”他补充道，“再加上当时被投资的企业家思维相对闭塞，不愿按照欧洲人的思路做任何改变，即便他的一些想法在外界看起来并不十分合理，最终LGT只好决定退出这个项目。”

    跨区域合作的不顺畅令肖晗感受到外来基金的瓶颈所在。一方面，成熟的外国公益创投机构拥有国际视野，对于商业环境和公益环境都有着相当全面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独特操作方式却是他们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关系’，老外都知道这个词，但真正能懂得它真正含义的人却不多。”作为一个带有一点爱国主义色彩的本土执行者，肖晗看到了公益投资本土化的重要性，这种本土化不仅仅是项目本身的立足点，更包含了文化认知以及操作方式等方面。“欧洲人喜欢听故事，只要把投资项目讲成他们愿意听的形式就很容易获得他们的青睐。然而作为公益投资机构，他们并没有把项目对于被投资地区的帮助放在首位。”肖晗说，他会经常发现有些项目并不是太符合国际投资标准，但在这个地区确实是人们最急需的，哪怕为了扶持行业的种子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在欧洲人看来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希望自己投资的项目五花八门，故事精彩而丰富。”肖晗说。

    本土化尝试

    在肖晗看来，如果按照欧洲人的标准玩下去，很可能难以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而即使找到了，投资了，其对行业的影响力也不会那么大。为此，2011年肖晗离开LGT，和另外三位合伙人联合成立了岚山社会基金，目的就是将公益创投彻底本土化，使之更适应中国公益和商业领域相结合的发展。

    除肖晗以外，岚山基金的另外三位合伙人都具备相当雄厚的商业背景，从企业资源、政府关系以及股票市场等多层面来完善这家中国本土公益创投机构的能力。“这个基金前期的规模在一亿人民币左右，同时还拥有两亿的美金额度，将会用来吸引一些国外的基金会进入。”肖晗说。

    本土化基金的成立令肖晗等人着力寻找更多本土化项目，然而在社会企业刚刚起步的中国，不少创业者们希望公益创投机构更多地充当“天使投资”的角色，甚至只是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的心灵寄托。

    “在寻找好的社会企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公益行业创业者存在着纯粹的理想主义，满腔热血就想搞一个什么事情，但当你和他讲商业模式，讲利润，讲行业的时候，他们又几乎什么都不懂。这些人是不会成为社会企业这一领域的主力军的。”肖晗希望，能够有更多做实业的非理想主义者进入这个行业，而除了对公益的热情之外，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到社会企业领域的重要因素还是商业利益，这也是公益创投机构急切希望做出成功案例的目的之一。

    “通过成功案例提升这个行业的诱惑力。”这是目前岚山基金最需要做的事情。诱惑点包含了多方面，例如行业利润、发展前景、职业提升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等等，“尤其在行业利润这一点上，是区分我们是公益创投而不是普通NGO的重要因素。”肖晗说。

    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的确，社会企业的投资回报是不论企业家还是公益创投机构都相当关注的要点。投资价值的量化标准，投资机构的退出方式也是目前争议的焦点。“在某些国家，比较典型的退出方式是管理层把股份回购。”肖晗介绍说，“在很多国家，公益投资的形式都是可转换债券，就是以债的性质投入资金，然后在某一阶段投资方可以决定这个债是转成股份还是继续以债的形式存在，最终再连本带利换回来。对于一些模式相对较好的社会企业来讲，上市当然也是一种好的退出方式。”

    此前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王维嘉曾讲到，从投资到上市、退出之后再循环，这样一套资金的生态系统也应当适用于公益投资领域。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则介绍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公益投资社会企业有其特定的公益股票交易所，用以实现投资的回报。“例如英国就正在筹备一个社会企业交易所，由英国政府专门出资设立。而在新加坡，类似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已经开始企业上市交易。”

    在中国，社会企业上市的方向与方式仍在不断讨论与实验当中。据肖晗介绍，岚山基金的其中一位合伙人正在天津积极筹备一个中国式的OTC（场外交易市场，又称柜台式交易市场）。不够条件在主板上市的社会企业可以先在OTC上市，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入主板。“公益机构可以先通过这个灵活的渠道，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的渠道，这样一来，上市门槛就低了许多。”肖晗补充说。

    然而投资回报只是构建公益创投生态系统的其中一环，真正能够带来行业整体全面的发展，还需要从舆论环境、创新思维培训以及社会创业家们对社会企业成功的信心培养等多方面全面地推进。

    理念先行

    “我们需要通过媒体平台的宣传让更多的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创业者们看到这个行业的前景和利益，也需要让社会企业们认识到资本的进入是如何为他们带来里程碑式的发展。”肖晗说。为此，岚山基金与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媒体人以及电商人士合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益媒体平台“新社会网”，通过翻译与创作国内外有关社会创新的进展和动态，向更广泛的公众传达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的理念。

    “上个月我们刚刚被告知入选了2012年易社计划，目前正在准备和其他新入选的易社学者们一起参加赴美考察学习的交流活动。”新社会网联合创始人陈七妹对记者说。

    易社计划于2009年由著名投资者与慈善家William Schoenfeld发起，每年组织30位中国社会企业创业者以及顶尖本科或者MBA学生前往美国考察、交流并学习社会企业创业知识与技能。三年来，大部分中国较早从事社会企业事业的创业家都了解并参与了这项计划。“从整个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源头开始进行培训，同时也抓住创业群体的源头，加强学生和早期创业者对于社会企业的了解，培养未来的社会企业家，这是国外基金会为我们带来的扶持创业的全新思路，也正影响着中国其他基金会和投资机构发展社会企业的方向。”陈七妹说。

    有了国外公益人带来的成功经验，国内的公益组织和企业都开始类似的推动与实践。例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高校推广开设了培养未来社会企业家的课程，媒体和企业也纷纷成立基金会，将资本用于开展一系列社会创新比赛，培养公益创新精英。南都基金会设立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作为国内标杆性的公益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扶持了不少年轻的公益事业创业者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企业项目。联想集团也通过设立公益创投计划，开办青年公益训练营等形式，寻找并扶持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创业人才，他们在未来将迅速成长为肖晗等公益创投人士苦苦寻找的合作伙伴。

    “相信在未来五年，社会企业的创业与投资都将是中国公益发展最为蓬勃的力量。”这是在采访过程中，《公益时报》记者听到最多的预期。不过眼下看起来，他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新慈善资金（New Philanthropy Capital，以下简称NPC）的CEO Dan Corry，探讨了社会投资的未来，以及哪类组织在利用社会投资上会更有利。

    尽管慈善团体对社会投资保持谨慎并没有错，但是对于那些与社会企业相关的组织来说，尽快利用社会投资可能会更有利。

    首先，如果我们取得大量的社会投资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给它找一个好的安置地。并不是很多慈善团体对社会投资具备心理准备，所以对于已经有好的想法的社会企业家来说，前面的路可能会轻松许多。也许很深远的是，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很多人会倾向于依赖借贷或投资资金。那些拥有可持续模式、有能力通过产出利益来偿还债务的公司拥有巨大优势；而那些善于吸收资金，应对并处理危机的公司则会蓬勃发展。

    大多数慈善团体无疑想要继续以拨款或捐款为本的模式。但是其他的慈善团体和社会企业则想接受这样的议题，甚至愿意通过重组来获得更多的产出收入，并利用社会投资谋利。现在已经有几百个组织参与其中，并利用社会投资来启动创新服务。Turning Point公益组织新建立了一个叫做Connected Care的社会企业来扩大健康、住房和社会关怀方面的服务。Connected Care在第一年的交易中惠及了120，000人。

    （据新社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