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妮尔·奥弗瑞/文

    “移植等候名单”，这个词对许多病人来讲都是一种生与死的煎熬。每当医生向病人建议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便意味着一场痛苦的等待就开始了。患者的病情在分秒流逝中每况愈下，所能做的只有痛苦地期待某个捐赠者的突然逝去为自己的生命点亮曙光。

    许多病人就在这等待中绝望离世，虽然残酷，但绝非个例。据估算，在美国，平均每天就有18个病人在等待中去世。美国和众多国家一样，其捐赠系统依赖于大众的无私精神。这种机制或许可被称作“选入制”，它在征求捐赠者的自身意愿，或脑死亡者家属的意愿后，向同意捐赠者发放有其或其家属签名的器官捐赠卡。显然，这种机制并不能满足手术对器官的需求量。

    另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奥地利，则尝试了“选出制”，即默认同意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除非有事先声明，每名逝者都被默认同意器官捐赠。但这一机制也没有增加器官的捐赠数量，因为往往家属都会强烈反对捐赠，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也无可奈何。

    而以色列则在器官捐赠上踏出了新的步伐。

    捐赠者优先制

    此前，以色列的器官捐赠数量在西方各国中排名垫底。由于宗教原因，在以色列能得到器官捐赠的患者可谓屈指可数。

    于是，以色列决定尝试新的机制，给予本身就是志愿捐赠者的病人优先接受器官移植的权利。以色列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将非医学的标准引入优先制度中进行考量的国家，当然，医学上的考量在其中还是作为首要条件。

    该做法的最初发起人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是特拉·哈绍梅尔区示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负责心脏移植的主任医师。2005年，他接收了两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这两名病人对他透露说，他们本身绝不会考虑向别人捐赠器官。

    雅各布·拉维为这两名病人移植心脏后便上书了一项建议，即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让愿意捐献自己器官的病人优先接受移植手术。

    空前的回应

    2010年，他召集了众位医学专家，与犹太人领袖、伦理学家、律师、学者和公众代表一道起草了一项法案，并将于今年在以色列全面实施。其内容就是如有两名在同一项器官移植上有相同医疗需求的病人，移植优先权会给予签署了捐赠者志愿卡或其家属曾做出过器官捐赠的一方。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宣传也相应展开，电视、广播、报纸和广告牌都在宣传该优先机制，商场和咖啡厅的地毯上也都随处可见被印上有关器官捐赠的信息。这些举措收到了空前的回应，许多人涌入登记处志愿成为捐赠者。

    公平的衡量

    以色列国家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他玛·阿什肯纳兹(Tamar Ashkenazi)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印制捐赠者志愿卡的机器通常一个月能印制3000张卡片，即使派两名员工把全部工作时间都花在这个机器上也只能印出5000张。而在开展宣传的10个星期内，就有7万名以色列人登记申领卡片。

    据统计，今年所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相比去年已经增加了超过六成。由于该法案还为活体捐赠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偿金，包括40天的误工费和与捐赠相关的开销，因此来自活体捐赠者的肾脏提供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大多数人认为，将于4月1日正式实行的新法案为器官捐赠机制带来了公平层面的衡量，必然使得更多的器官得以捐赠。

    （据《纽约时报》 高文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