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

    自2月14日开始，《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上推出“走基层·关注留守儿童”系列报道文章，5800万留守儿童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参与上述系列报道的记者为本报发来专稿，为我们讲述他目睹“留守村庄”的真实生存状态。

    稼贤村不应是一个处于人口危机中的村庄。作为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子，它拥有3个寨子和1000多人。

    然而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不幸有人去世，人们得到别的寨子求助，才能凑齐几个有力气的人，把逝者抬出门去。

    与逐年增长的人口不相称的是这里安静得冷清的氛围。村民们在零零星星的犬吠中入睡，又在此起彼伏的鸡鸣中醒来。整个白天都听不到吵嚷的声息，也不会有人高声喧哗。

    上一个夏天，村里发生了孩子被藏在草丛里的蛇咬伤的事情。随处可见的闲置房屋潜伏着威胁：空房的外墙生了苔藓，坪坝长了杂草。稼贤村正在荒芜下去。

    放眼全村也难找一个20岁的青年。30岁和40岁同样如此。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世纪之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有回来过。

    十年以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由30岁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队员均在50岁上下，有些已经抱上了孙子。

    看家护院的责任，落到了犬类身上。很难说是从哪一天起，稼贤村里的狗多了起来。它们简直像是一夜之间来到这里的。

    狗的数量与出外谋生的村民人数都在上升。原本兴旺的牛和猪的种群则衰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像从前那样饲养大的家畜。

    稼贤村小学校长龙汉涛估计，全村如今兴许有两三百条狗，以至于去家访的路上，他会顺手捡起一根打狗的棒子。从前，狗是屈指可数的。

    然而在这个距离北京天安门约两千公里、躲在崎岖山路深处的苗寨，没有什么明显的威胁要靠养狗防御。农民下地干活也只在门闩上横插一根木条，一些人家连围墙和大门都没有。

    稼贤村是一个几乎不存在威胁的地方：这里的人要么还没长大，要么已经老了。

    一位阿婆在家里杀猪那天为难地对邻居们说，不是我舍不得煮熟了猪肉分给你们尝尝，我年纪大了，背不动那么多柴火来煮肉了。

    外出者把自己扔在了异乡，也把家乡扔到了一个缺乏生机的地方。连肩负重任的狗都提不起精神。见到外人时，它们呆呆的，耷拉着耳朵一声不吭。通常只有晚间才会听到狗叫——那声音只会使寨子显得更加安静。晚上八九点钟，稼贤村就进入睡眠。人们关上木板做的门窗，屋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大多数孩子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冬季，村里的小孩整天吸溜着鼻涕。不过在祖父母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流鼻涕说明抵抗力强，不会感冒。”

    当流行性感冒病毒进了家门，大的孩子就有责任跑出门去，给全家人买药。

    小学的课程从上午十点二十分开始。早晨，学生们帮着老人放牛、采猪草或是干点别的活计，之后再去学校。

    “假如明天下雨”，二年级语文课上，老师教学生用“假如……就……”造句。最先完成的孩子说，“我就不去放牛”；另一个答案是，“我就去采蘑菇”。

    小学生们会顺手用刚刚砍过柴禾的镰刀削起铅笔。在稼贤村，四五岁学会放牛、十多岁帮着犁田不是稀罕事。但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这些本领往往不是来自父母。

    龙汉涛观察到，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的确很早就具备了生活技能，可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的孩子也多了。

    8岁女孩龙群丰一次能吃两大碗饭。她甜笑着，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牙缝，轻声说自己想念苹果、山楂还有西瓜的酸甜。家里火塘上终年挂着的腊肉架是空的。只有“过季节”的日子，多数村民才舍得买肉。有些人家冬季吃的桔子，是从很远的果园捡来的。

    群丰家的几个孩子看上去确实是饿极了。他们抱着成人的大碗，好像随时能把饭扒进嘴里。没到开饭的时刻，就会从锅里铲一碗剩饭，飞快地把米粒吃到脸上和鼻子里。他们的衣服经常挂着口子。

    令老师担心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祖孙关系日渐复杂。

    山江镇中心完全小学教师隆茂昌的侄子与年过七旬的祖母一起生活。去年，因为祖母拒绝多给零用钱，孙子举起凳子扔了过去，砸坏了门窗。全家人对此心有余悸。

    高年级的女孩向这位老师诉苦，“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隆茂昌难过地说，他们学会煮饭、洗衣，学会很多事情，但那是情非得已的。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听到学生这样向回家的父母赌气：“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在稼贤村，从外面赚了钱的人，回家扒掉灰瓦黄墙的土房，盖起了红瓦白墙的楼房。不过，很多新房空荡荡的。主人修完房子又走了，“去找装修的钱”。

    过去，全村人守着967亩水田和180亩旱地抱怨人多地少。如今，一些地开始荒了。

    烤烟一度是家家户户都要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如今只余三五户还没放弃这项重体力劳动。这个“优势经济项目”的颓势不可避免。在人们离开村子的路上，烟草公司不得不拉起横幅游说他们：“出门打工事事难，不如回家种烤烟。”

    从稼贤村出发，要走15公里的山路来到镇上，再乘摇晃的中巴车进入20公里外的县城，从那里奔向更大的城市。这条路上，房产商用“进城梦”一类的吉利话鼓励农民要积极参加到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

    横在路上的一条广告语是这样说的：“让自己的小宝宝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地球上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稼贤村的代课老师龙汉涛属于另一半。如果不是80岁的父亲和两个不满五岁的儿子拖了他的后腿，他也有离开的打算。这位“教书的农民、种地的先生”月收入725元，比外出打工者要低得多。

    十多年前开始，龙老师就利用学校的假期到外面打工。他去广西安装过电线，也去县城加入过盖房子的“铲子队”。

    他从内心不想离开稼贤村。可他说，没有钱就照顾不好后代，只能忍痛割爱，出门“找钱”。“归根到底是钱惹的祸。”他认为，有所得必有所失，“一般老百姓两者很难兼顾”。

    村里人承认，打工者带回的人民币让稼贤村的经济生活变好了。但这个村子从前热气腾腾的日子算是一去不返了。

    苗家的舞狮子、打花鼓，还有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的苗家服饰，渐渐远离了这些传说中蚩尤的后人。人们隔山相望，对唱苗歌的场景难得一见了。在坡上干活时，龙汉涛听到的，“都是鸟叫和风呼呼的声音”。

    村里的篮球架已经不知去向。很难想象多年前这里办过篮球赛。昔日的篮球队长慢吞吞地概括：“我们这儿的小孩，出生在这里很吃亏。”

    以前，孩子们吃亏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今，大人感到亏欠的是，孩子长得高过了母亲，而母亲却是最后发现的那个人。

    村里的14岁少年龙智星说不出自己的理想。在浙江打工的父母早就告诫他好好读书，别再像他们一样出卖苦力。他学习不错，有望跳出山村，考取大学。在当地人看来，假如学业不佳，他有可能进入多数村民的循环轨道：在最好的年华外出谋生，年迈之后重回故里，变成祖父，照看儿孙，“就是这样下去”。

    无论走上哪一条道路，20岁生日那天，龙智星呼吸的很可能并不是稼贤村的空气。沉默的稼贤村存在一个空白地带：这里有两岁，有80岁，就是不存在20岁。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