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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2月10日,刚刚经历了“小益益事件”的河南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掌门人张雯,与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知名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一起,参与了由基金会中心网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或基金会领域的引领者和观察者,三人各抒己见,结合具体实例展开讨论。事实证明:信息化时代,基金会如何及时地传播自己、从容地化解公众疑虑、提升自身公信力已成为不可规避的话题。 “要维护我的阵地” “拉黑有什么用?” 作为受到质疑的基金会,我认为质疑和恶意的评论是不同的,基金会的官网和微博作为我们的一个阵地,我应该有权利让那些特别消极的、故意的、谩骂的、恶意的声音从我的阵地上消失。有网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捣乱,我就有权利把他拉黑。 说实话,我根本不明白也想象不出我的救助团队会被人怀疑贩卖孩子器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到那儿去。通过一条微博根本无法了解整个机构或者整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情况,而网友就会对一个非常不了解的事情发表言论。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当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有罪,你应该更愿意相信对方是无罪的。而我们却倒过来的,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无罪时,别人就认为你是有罪的。稍有争议的事件,大家就都愿意做有罪推断。这样让机构很难运作和生存。 另外,我认为作为一家基金会,应该是比较大度和正面的,所以我只用我们的正规平台去回应。可这样网友就会有意见,为什么别人问了那么多,你还不回答?其实有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他设置的话题你一回答就掉进圈子。我喜欢公开的,面对面的,一个个问题写出来,然后解释。 当然,通过这些事我和整个团队都明白了一件事,质疑来了不能先把质疑者当成敌人一样躲起来,而是应该搞清楚它是从哪来的,它到底想弄清楚什么事,然后再尽最大的能力面对质疑,回答问题。面对质疑的本身也是在改善自己的工作,我们将会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基金会如何应对公众质疑,首先取决于质疑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一个随便的质疑,比如说你长得难看,你这人水平不行,凭什么当理事长,这种质疑就完全没必要回应。如果有人看到你拿一箱钱往自己家里走,质疑你,你就一定要站出来解释清楚。 任何事情有矛盾时,旁观者都不应该先七嘴八舌,而是让当事双方面对面。对于基金会来讲,一旦有人质疑你,你就要找出质疑的源头,邀请对方坐下来对质。面对面的方式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面对面时要撒谎非常困难,尤其是当事人质证。然后,再将对质经过向公众解释,一切就都会明了。 对于“小益益事件”,张雯的一些处理方法我不同意。比如两个月前有人在网上瞎忽悠,开始质疑你,无论他是不是无中生有,你都应该当时把事情解决,马上沟通解释清楚,而不是把这个人拉黑。拉黑有什么用? 另外基金会一定要善于自证清白,不要认为清者自清就可以,而不屑解释。比如有人问小孩子尸检的钱为什么比治疗费还多,孩子为什么会绑在椅子上,你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应,这个事实是否成立,成立的话,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照片之所以能流到网络上,就说明你的管理存在问题。你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质疑,觉得无厘头而不想回应,也是不负责任的。 “能做就要能担当责任” 去年以来,公益行业饱受质疑,有人认为这些质疑带有摧毁性,而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基金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确实严重,有的只是公众情绪的爆发。 面对这样的质疑,当事人一定要保持正面的心态。实际上很多人感觉公益行业应该是净土,大家不能忍受这块净土出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一些苛求的情绪。但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失误,对于基金会来说,只有一条必须守住:道德底线。我相信所有的公益机构都一样,自己不把自己打倒,别人就不会打倒你,如果道德底线守不住那就活该被打倒。 我相信张雯做得很好,可能工作细节上有一些问题,现在受到这么多质疑,会很纠结,很煎熬。受到质疑的人首先要在情绪上让自己平静,把心态放好,再去想解决策略,否则自己会很难受。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到香港,南怀瑾给希望工程捐款,他一见面就说“永光,玩笑不要开得太大,谤随名高”。这就是规则:你在做这样的事,有影响是你幸运,一点质疑不让别人发出也不公道。作为公益人就是需要好的心态,实在没有就不要做了,能做就要能担当责任。 再者,就是要接受质疑,然后直面问题进行说明解释。去年基金会领域发生了很多事,一些机构遇事就躲,记者采访不接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另外就是要力图做到公开透明,基金会之所以会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根源就在于基金会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及时传递给公众。在互联网上开一个网站没有多少钱。信息化是机构生存的基本条件,而现在中国大多数基金会却是脱离信息化生存的。真正的公益环境应该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