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加普/文

    1956年，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文时，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描述为“被一伙人团团围着的一大堆钱，这些人都想从中得到一些”。

    类似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这样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们的实力和雄心是对社会有益的，尽管福特基金会是避税的产物（为了逃避遗产税，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把他们的大部分股权遗赠给了家族基金会）。

    这些基金会也广受羡慕——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向艾滋病和疟疾研究倾注了数亿美元，在其他国家再也找不到与之相当的机构。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压缩教育拨款，欧洲大学对哈佛大学(Harvard)和斯坦福(Stanford)这样的美国大学获得的捐赠羡慕不已。

    这种“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最新表现是“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或称“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它是一场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其他一些亿万富翁领导的运动。他们提倡用一种试验性的、风险资本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然而，奥利弗·聪茨(Olivier Zunz)极其注重细节的历史新著告诉我们，慈善创新并不新鲜。美国公民捐赠慈善事业的方式、私人慈善机构与政府政策互动的方式、以及富人对慈善的主导程度，一直在发生变化。

    慈善家们已占据了美国社会政策的核心地位，并且在全世界散播他们的影响力。在不得不与他们合作、并苦恼于相关责任认定时，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并不总是感到高兴，但和1956年一样，金钱是万能的。

    慈善还享有巨大的操控自由，美国的慈善家们在19世纪晚期就为自己确定了这一原则。纽约的蒂尔登法(Tilden Act)和其他法律允许富人在将资金投入基金会时，无需具体说明如何运用，而是将决定权留给受托人。

    人们或许会认为，像福特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这样的人物，会喜欢在去世后继续掌控一切，但19世纪“阴魂不散”的捐赠者败坏了这种做法的名声。聪茨列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个营养不良比肥胖更令人担心的时代，有人捐赠了一笔遗产，用于每餐为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女学生供应一只烤土豆。

    美国慈善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社会中已变得非常普遍，并且根深蒂固。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由荷兰摄影师及社会活动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从海外引入的，他在1904年听说一位丹麦邮政官员通过“一便士捐赠计划”，为患有肺结核的儿童建立了一家医院。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刺激了大众的捐赠积极性。193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旧金山93%的有轨电车司机及其家人将收入的1.5%捐给穷人救济。基督教传统和社会压力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这种“什一税”的传播。

    直到不久以前，美国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面向国内的，美国人的教育和医疗是其主要目标，并且，对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程度，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尽管基金会在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一点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发生了改变。当时里根(Reagan)政府不愿意通过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直接提供美国的援助，但由于受到电视中灾难镜头的触动，美国的基金会不顾这一点，独自采取了行动。盖茨基金会就是基于把美国慈善带到全世界的愿望而建立的。

    这是一部学术历史书，更侧重于事实而不是笼统的评判，当聪茨探讨一个问题时，会让它保持探讨的状态。这样做有其优点，但在风险慈善的问题上，又有其局限，作为历史学家，他似乎有一种对新事件避免过多谈论的谨慎。

    人们或许会逐渐淡忘，但盖茨慈善之举（现在得到沃伦·巴菲特的支持）的惊人规模和雄心，似乎值得人们赋予其更大的重要性。正如聪茨对19世纪的描述：“慈善项目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慷慨和自大。新一代富人自由地畅想和设计公益事业，并且付诸实施。”

    问题在于，面对国内的收入不公和失业问题，美国的基金会是否会转回国内，放弃全球慈善。它们会受到这样做的压力，但如果它们的全球雄心就此减弱，将是一种遗憾。

    在人们对美国的实力和合法性逐渐失去信心的时代，这种慈善事业仍会是一座灯塔。

    （据英国《金融时报》 方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