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  

    “我觉得我们的模式也提供了一种思路，由国家、社会和家庭三方合力来解决免费午餐的问题，从而节约了政府成本，也能得到有效监督，创新了社会管理的方法。”

    2012新年伊始，一则“免费午餐被中纪委调查”的谣言在网上流传。虽然这则谣言在第二天就被公开辟谣，发言者被禁言，但邓飞提起这事依然有些生气。其实邓飞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但他郁闷的是不能随便的好像街头巷尾拌嘴吵架一样的骂回去，当时已是深夜，最后他的回应是，“闹什么闹，睡觉！”。

    几乎每一天都为免费午餐四处奔忙还要面对毫无根据的质疑，一般人这么操心很可能会失眠了。“怎么会？我都是在做好事啊，又没做什么亏心事。”邓飞的反应略显敏感，或许源自刚刚发生的质疑风波，他确实挺怀念自己当记者的时光，是多么自由和快乐。

    作为受访者，邓飞尚不熟稔，看得出他努力地谨言慎行。不过，他也能看到月亮的背面。“有压力是好事。有几个人能有机会有我现在的经历？如果我只是一粒小小的煤炭，压力会把我变成一颗钻石。”

    不做历史的旁观者

    以针砭时弊的调查报道成名的记者邓飞，在他33岁的时候推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门——2011年2月他联合500名调查记者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计划。而后，这项计划因为成功的利用包括微博在内的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高效地整合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仅项目启动的头8个月，就筹得了2500万元的善款。这意味着，在中国大地上13个省110所学校的贫困学童每天中午能吃上一个鸡蛋、一份菜、一份米饭的的热腾腾的午餐——他们中的不少人，以前中午只能喝冷水充饥。

    有业内研究者云，“免费午餐”计划最大的价值是和政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因为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中央财政将投入160个亿，为试点地区约680个县(市)、26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以前做调查性报道，到处揭露腐败、黑幕，我相信那也是对社会很有价值的，因为我的监督也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完善。但有时候监督多了，会有无力感，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动手建设呢？”这回，这个来自决策者们的强烈信号让邓飞真实地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

    眼下记者成了他的“兼职”工作。从2003年开始，邓飞就供职于《凤凰周刊》，目前任采访部主任，其实自从免费午餐开始后，邓飞早已顾不上杂志社的工作，不四处跑着采访，却依然忙着赶路，甚至更忙。老东家很厚道，就干脆把他当形象代言人了，“凤凰还刚给我加了薪，每年都加。”邓飞说。

    骨子里的“行动派”

    和邓飞打过交道的人，会觉得他的大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多线程处理系统，可以和一桌子人同时谈不同的事，他不但主导节奏，还会突然从一条线上切换过来说另外一条线的事情。他是湖南人，身材强壮，浓眉大眼，目光仿佛时刻裹挟着一种力量，很少露出疲惫的样子。“你的脑力很强大啊！”“才不是，你看，这都是去年长出来的。”邓飞一边展示他后脑冒出的星星点点的白发说，“去年的时候还一点也没有”。

    转眼间，他又表现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意思。他认为做报道和做公益两件事的本质是一样的，做调查记者是揭开问题，促进问题解决，免费午餐是更直接地帮助别人。“我没有转身，我是左手监督，右手建设嘛！”此刻他正在为“免费午餐”的事务赶往北京苏州桥的路上，在狭窄的车后座和众人挤在一起，说话的同时还尽力扭着身比了个两手平举的姿势。

    他是个典型的“行动派”，这天去找合作公司谈事，上楼时和十多人一起挤在电梯里，虽然他旁边就挤着大厦的保安，他还是“控制”了电梯的按钮面板，后面挤着的人一个个地喊着楼层号，他一边帮忙按，一边还负责解释——“这一层的按钮有，但是按不下去。”旁边保安小声补充道：“按下去也不停。”邓飞怕后面人听不到，就马上转过脸大声重复：“按下去也不停。”

    就在进电梯的前一秒，邓飞还在和助手小童说：“等会上去我要睡一会，就20分钟，我扛不住了。你先和他们谈。”只是上楼后他没睡成。斜在沙发上简单地和爱盟网站的负责人谈了信息披露方面的合作后，邓飞让小童帮忙从袋里找出黑框眼镜，他又“霸占”了爱盟负责人的办公桌，瞪着眼睛坐在电脑后面足足一个多小时，进行网易在线访谈。

    这一天是2012年1月11号。在助手小童的记录中，邓飞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7点起床，9点30分赶到北京INN英国签证处，12点朝阳门外必胜客餐厅讨论“温暖顺风车”问题并接受采访，下午3点30分至4点30分网易微访谈，4点半在爱盟办公室讨论信息披露平台事宜，6点与基金会中新网程刚等人讨论信息披露细节，7点晚餐，11点到通州家里……对于邓飞来说这只是免费午餐计划开始后非常普通的一天，在北京的典型工作日，实际上，他是刚刚去湖南考察学校回来，而1月12号下午他又出现在上海和于建嵘教授一起进餐。

    像耐克那样

    邓飞不觉得“免费午餐”今天的规模和态势是意料之外的。谈及免费午餐最早受益的学校黔西县花溪乡沙坝小学，他常常使用的是“试点”、“模式”等词语。而当他在2011年3月间考察包括沙坝小学在内的四五所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援助一个学校，甚至有计划要谋求建立标准化模式来推动中国贫困山区免费午餐计划。他承认从一开始就想引发政府部门的关注并最终由政府实行免费午餐，因为他的目标是：“毕竟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做免费午餐愿景就是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免费午餐成为基本福利。”

    邓飞目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有二，一是如何继续与政府良性的互动，二是如何管好用好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资源。

    “我觉得我们的模式也提供了一种思路，由国家、社会和家庭三方合力来解决免费午餐的问题，从而节约了政府成本，也能得到有效监督，创新了社会管理的方法。不管最后采取哪种模式，我们最后都会成为监督者，竭力看紧、保护好这个项目，不让好事变成坏事，同时，以我们的经验促进公共政策落实过程中制度的完善。”邓飞说。

    免费午餐计划2011年2月就开始酝酿和启动，2011年4月马伊琍等名人开始介入活动，事情仿佛越过节点，开始飞速旋转。邓飞说他从那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各种资源扑面而来。捐钱、捐物、捐时间，没有办公室有人捐，没有工作车辆有人捐……“这些资源是冲着我个人的公信力来的，但我得规划好，科学地使用好这些资源。”邓飞说。

    邓飞很推崇耐克的模式。著名体育品牌耐克采用经典的“轻资产管理模式”，就是商业公司将产品制造和零售分销业务外包，自身则集中于设计开发和市场推广业务。而邓飞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资源集纳平台的管理者，定战略，做品牌，而将大部分执行层面的事务外包。而目前免费午餐团队的长期工作人员有11名，都是所谓的“全职志愿者”，每人只领取1000到3000不等的工作补助。

    ■本报记者 张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