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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双榆树西里一栋很不起眼的5层黄色小楼里,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办公室坐落在此。然而,就是在这样“蜗居”的空间里,何道峰带领着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中国慈善领域的排头兵。 今天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以公开透明和社会公信力脱颖于中国公益界而备受外界关注。 “外界关注度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动力,也是压力。”何道峰如是说。 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以3%的管理费成功运作“曹德旺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受人瞩目,这个号称“史上最大对赌和最苛刻捐款”的项目再次让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再次提起此项目运作中的“苛刻”条款和“苛刻”程序,何道峰不无感慨地说:“每个机构和人都要干些挑战的事,接这个项目的意义是启动捐款人对公益的问责,问责和捐款同样重要。没有问责的捐款有权钱交易之嫌。” 当记者问他以后还不会接这样低管理费的项目,何道峰打趣道:“问责已经启动,今后算不过账就不接了。”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 何道峰,从1999年任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法人代表)以来,以其鲜明的工作作风带领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有人说,何道峰一直在创造中国基金会发展的传奇。 取消扶贫基金会的行政级别和编制,个人做志愿者,不受薪,这是何道峰当时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任职的条件。明确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省扶贫基金会的兄弟关系,而非隶属关系,这在当时的公益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把无数具有相同名字的独立组织搞成一个业务系统,形成表面隶属,实质却无关的系统,风险极大。”何道峰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现在看来,扶贫基金会编制的最早“市场化”却为其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管理制度化,公益专业化经营”的运作理念,十几年下来,一系列“颠覆”性的改革使扶贫基金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基金会,期间,运作了“爱心包裹”、“母婴平安120项目”、“小额信贷项目”、“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等具有良好口碑的项目。 筹款额完成85% 2011年,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相当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关中国红十字会,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公益界遭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考验,作为其中一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受到了影响。“刚开始,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一系列负面的信息铺天盖地袭来,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何道峰坦言,一时间,由于负面事件的影响,扶贫基金会的很多项目无法展开,部分合作伙伴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如何挽回公众的信心,这是摆在中国扶贫基金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也因为此,何道峰带领他的团队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进行反思、总结和讨论。 “去年9月份以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组织一些活动。”他表示,主要是向媒体和公众开放公益项目,“很多时候,光讲基金会是如何的透明是没有用的。”于是,扶贫基金会开始大规模向公众开放公益项目,包括项目的每个具体环节。 而这次大规模,全方位的开放项目更是扶贫基金会一直倡导但做得最深入的。针对扶贫基金会部分合作伙伴信心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扶贫基金会通过充分讨论后,决定把每年重要的客户答谢会变成“汇报会”。“我们就是想证明,中国慈善组织还是在认真做事情的。”他强调。 据了解,扶贫基金会2011年原本计划筹款3亿元,截至10月份仅筹得1.5亿元,而经过9月份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何道峰告诉记者,截至2011年底,扶贫基金会筹款额完成了85%,筹款额为2亿5千万。“这个数字基于2011年公募基金会面临的环境来说,算不错的了。”他说。 回归民间是趋势 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速度和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发展速度和数量,很多业内人士看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势头,认为公募基金会由于“身份”和“体制”的关系可能在未来发展受到制约。 何道峰却不这么认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数量急速上升这是好事,对公募基金会发展提出了挑战,但发展的好与不好,不能一概而论,这主要是看公募基金会对于未来趋势的态度和把握能力。”他补充道,“如果公募基金会只想着垄断,那肯定是不行的。” 过去一年,对于中国民间公益而言,注定是值得记录的一年。以“免费午餐”、“大爱清尘”为代表的民间公益力量,在一些官办慈善机构在公众舆论中折戟之时,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人说,民间公益将成为未来公益领域发展趋势,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象公募基金会这样的传统公益机构造成冲击。 “公益本来就是民间的,”何道峰有着自己的理解,“只不过中国由于体制的原因,给人们造成的感觉公益好像官办的,所以公众有某些抵触情绪。”他解释,在国外的公益发展进程中,企业家是推动公益最早发轫的精英群体,因此大多数公益组织都是由企业家推动和管理的。而在国内,由于历史的原因,最早推动公益慈善发轫的精英群体是退休老干部,因此公益给人的印象是一些“老干部发挥余热”的官办慈善组织。但这不意味着这是永久的现象。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就是中国公益发展的转折点。 他强调,历史造成的官办公益回归民间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本报记者 于佳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