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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高文兴 闫冰 张木兰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合作开办的普格荞窝中心校爱心班在举行运动会
慧灵“三原色”项目是由学员们为国际游客提供民俗文化展示，2008年时候因北京奥运会而一度收入相当可观
今年，曾经连续10年向中国境内组织提供了7亿多美元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下称“全球基金”）向中国说了再见，作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之一，中国将失去申请从今年开始的以后任何全球基金项目的机会。这意味着，仅在防治艾滋病领域，我国大约600个完全依靠全球基金生存的民间组织有可能已停止了运转。
而防艾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仅仅是国际援助资金大规模撤离中国的引爆点之一。或许是由于奥运会等一系列彰显中国综合实力盛会的成功举办，使得国际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强大经济实力，以2008年为开端，陆续有众多的国际援助方停止或考虑停止对中国的资金援助。2008年，日本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2009年，德国经济合作部长迪尔克·尼贝尔表示，“中国已不再符合资金援助的标准”；2011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停止对华经济援助；同年，澳大利亚发展署明确表示，要停止对中国的直接援助；今年年底，在部分项目收尾工作完成后，盖茨基金会对中国的资助也将告一段落……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这些着眼于中国民间的国际机构，为中国的赈灾、扶贫、医疗、教育、环保等各个公益慈善领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了大批的民间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中国最基层NGO的资助方，以这种形式成为了中国本土公益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虽然，今年两会所传递出的建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体制与推进“一业多会”模式，让这些断了“洋奶”的民间NGO看到了一丝曙光，但尚未获得公募资格的众多小型民间组织如何能在这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依靠自己的能力取得资金上的充足、探索转型时期的生存之道，依然是公益行业尚未能准确给出回答的问题。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公益时报》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访了多家扎根基层的民间组织，用他们的切身经历描绘中国NGO的转型之路。
2009年初，陕西省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以下简称西乡协会）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资金断流。
西乡县位于陕西省南部，汉中盆地以东，全县丘陵和山区面积占90%以上，是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10月8日，在国际计划的支持下，由西乡县妇女联合会出面，西乡协会在县民政局注册成立了。
依照“连续三年，总计160万捐赠”的合作协议，截至2008年，国际计划的支持终止。彼时，西乡协会勉强达到收支平衡。协会秘书长秦秀平面临的问题是，加快增长的通货膨胀和尚不稳定的还款率让她无法保证本金的保值增值，最主要是没有新的捐赠方。
“我们还算好的，陕西当时有五个县试点小额信贷项目，有的县到08年时还不能收支平衡，钱要不上来，不知道哪去了。”秦秀平说。
和西乡协会面临同样危机的民间组织，在陕西地区并非一家。2002年，国际计划中国总部于陕西省佳县试点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前后和当地县妇联一起在陕西省注册了五家小额信贷协会，西乡协会仅为其中之一。
而在政府部门以及国际NGO的关注和支持下，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蓬勃发展。据了解，在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数量最多时，一度曾覆盖全国8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受益人口高达3000万。
由于当时大多数项目资金均来自国际捐赠或政府拨款，缺少专业的执行团队运作，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没有繁盛很久，就因资金、管理、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而日趋势微。
尤其是靠国际机构支持成立的草根NGO，在国际资金撤出后，开始大批没落甚至消失。
“洋奶”哺育的NGO
中国的社会组织，分为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由于多年来的双重管理体制，能够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获得正式登记的机构，大多都有官方背景。
过去2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16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些投向教育、环境、卫生、农村发展、扶贫等领域的项目，除与地方政府合作，其中很多旨在促进本土公民意识觉醒、提供公共参与空间、孵化公民自组织的项目，便会资助成立相应的本土民间组织。
青海金三川文化中心（下称“金三川”，前身为民和县三川发展促进会）就是完全依靠国际项目资助发展起来的。1996年，在得知可以从国外基金会和驻华大使馆处获得项目资金后，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朱永忠借助美籍同事凯文·斯图尔特(Kevin Stuart)身份上的便利，从美国利众基金会拉来了第一笔款项——18,400人民币，为青海民和县中川和甘沟山区修建了8口新型水井，一下解决了祖祖辈辈困扰这两个乡的吃水难问题。
“没有国外的资助，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个促进会的成立。”在西宁的一家咖啡馆中，现为金三川创始人及主任的朱永忠坦诚地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而此前一直致力于凉山彝族地区儿童教育保障、禁毒防艾等多项工作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下称“凉山彝族中心”）也依靠国外的资金度过了最初的困难阶段。“最早，机构就是靠中美商会的25,000美金发展起来的。”凉山彝族中心创始人侯远高也如是说。
在国际机构支持下，这些民间组织成长迅速，从而更易在民政部门获得正式身份，于是，在中国最为边远的贫困山区，率先成长了一批草根民间组织。
“断奶”迫使NGO
摆脱国际依赖
身兼学者背景、多年从事防艾工作前线研究的侯远高认为，中国防艾领域最后的危机已经来临。“全球基金今年结束支持中国民间组织的项目，中国的数百个民间防艾组织可能就不能生存了。”他说，“中国的防艾组织，从来都是兴起一批、死掉一批。”相当大比例的NGO无法申请到经费，“名字还挂着，还没被注销，但除了维持一些志愿者活动外，实际上已经不发挥作用了”。
但在此背景下，2012年却是凉山彝族中心在历史上获得捐赠资金和物资最多的一年。除了价值482万元的物资捐赠，其儿童关怀项目捐赠资金收入超过450万元，喜德救灾项目捐赠资金收入24万余元，昭觉县全民健康文明教育行动规划项目捐赠资金收入20万元整，美国大使馆中学生英语培训项目捐赠资金收入10万余元，春蕾计划项目捐赠资金收入51.5万元。其中，仅最后两项来自国际资金的援助，所占比例甚小。
如何成功地摆脱了对国际援助的依赖、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侯远高在北京的办公室中向记者描述了这一路的艰辛。
“05年我们开始做儿童助学项目，最开始是申请国际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些国际机构的项目都是一年期限，到第二年又要重新找钱。截至08年，我们只发展了4个班的学生，这4个班却濒临断奶。”他回忆道。
当时，新学期已然开学，凉山彝族中心在网上发起了紧急募款呼吁书，但收效甚微。迫于无奈，他们只好动员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及其身边好友，采取每人认捐一个孩子的方法，一个月就解决了150个孩子的全年费用。
这个办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且社会反应良好，愿意支持项目的人越来越多。侯远高说：“09年开始，媒体对我们的宣传也增多，对凉山失学儿童的关注度很高。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能新增好几个班。”到今天，凉山彝族中心已经有34个爱心班、1600个学童，每年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就有400多万。
同样，远在西宁的朱永忠也表达了希望能够获得稳定资金来源的想法。“今年，我们的资金可能会开始减少。”朱永忠介绍说，国外给予的一般都是小项目，而且都是一年就完成的，“欧亚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两期总共连续6年的项目资助，但这已经是破例，今年这个项目结束后，我们的资金来源会大幅减少。”
“一直靠国外项目，资金十分不稳定。”其实，金三川已经是青海地区最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之一，但朱永忠仍然感叹道，“我们感到（资金来源）必须要从国外转到国内，我们也走访过友成、南都和光华科技基金会，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合作关系。”
如何主动戒掉“洋奶”
对于凉山彝族中心今天能够成功摆脱依靠国外资助的局面，侯远高认为有三点经验值得向其他NGO分享。
第一是积极与各级政府项目合作。
“我们一直有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其中包括政府直接拨款的项目，也有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的项目。”侯远高介绍说。
从2007年开始，凉山彝族中心利用彝语戏剧在乡村的巡回演出，来开展禁毒和防艾的项目。这个项目为当地各级政府分担了其本职工作，促成了政府部门指标的完成。在该项目的4年时间中，“各级政府，有的是给钱，有的是提供场地，有的是全程配合”，最后还促成了该艺术团队在北京的两场成功报告演出，并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NGO需要学会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不能排斥和政府合作，而且，NGO和政府各个部门沟通的能力也很重要。”侯远高对此总结道。
其次，要吸收社会资源，尤其是来自企业的支持。
“相比个人捐赠，企业的资助金额较大，并且相对稳定。”侯远高介绍说，“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可以是企业冠名，可以在其员工中发起募捐，另外企业也有相应的基金会。”
然而作为最后一点经验，侯远高也指出：“但争取社会资源的前提是，要会利用媒体，让社会了解所资助群体的状况，让社会了解有这样一个机构。”
“与媒体合作，利大于弊。我们也希望和媒体配合，做更深入的报道，让公众了解为什么有这样一群人在落后的边远地区做这样的事情，而不光只是停留在对机构工作表面的描述。”侯远高很认真地总结道。
对此，《中国发展简报》的主任张耿瑞也表示赞同。《中国发展简报》的主办方——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于2003年10月在北京东城工商局注册，并在机构章程中明确了自身从事非营利活动的原则。
张耿瑞表示，《中国发展简报》的筹资早已多元化，与国内许多基金会和企业展开了合作，不可能只靠国际基金来支持了。
“国内的资源无外乎几个方向，一个是参与政府采购，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多的。再一个是通过公众、社区或企业的资源来筹款，还有就是和基金会有一些合作。”对于不少NGO能够由此途径获得成功，她认为这些组织是“找到了受益人群真正的需求”，她说，“ NGO能够成功（获得稳定资金来源），是因为他们能够达到受益人群最终的目的、解决了切实问题，NGO组织也是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拿到基金会项目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公开投标，专家组评估后给你项目，但往往资金量比较小；第二是和基金会的领导洽谈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内部招标。”侯远高道出自己的经验之谈。
“戒奶”后的尴尬局面
虽然都在摆脱“洋奶”的路上奋力前行，但上述民间组织也不免发出一些无奈的声音。
“其实国外机构的资助更专业化。”这是侯远高多年与国内外众多资助方合作得出的结论。
他说：“国外机构对项目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调查项目针对人群的基本状况、具体需求、项目困难和问题，然后再拟定项目计划，研究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他们会开发一套专门针对该项目的管理工具，并且配以评估机制，有些甚至是第三方独立评估。”
而通过与国内某些基金会的合作，侯远高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理念上的差别”，他说：“我们反而和国际机构在项目合作上有很好的理念沟通，国内一些基金会欠缺很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基本理念。”
另外，极其重要的是，国际机构在项目过程中十分注重提升机构团队的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成为凉山最好的关注艾滋病的机构，能够自己开发教材，就是国际组织培训出来的。”侯远高向记者展示了凉山彝族中心自行开发的各种配套媒体教材，他介绍说，“现在我们有影视工作室，自己做音乐，自己做宣传片、纪录片。”
如今，凉山彝族中心的定位已从慈善机构转变成为专业化的团队，能够向其他NGO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由于国际组织将提升机构能力作为项目目标之一，所以以前每年我们都有团队建设经费、员工培训经费、国际专家莅临培训的机会以及把我们员工送出去培训的机会。”侯远高细数着当年国际机构带来的种种好处，“如今这些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侯远高仍然流露出和国际组织合作的意愿。“他们的资金给予充足，不吝惜人员费用和管理费用。”他说。
探索自我造血
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总干事李萌回忆起自己大约4年前加入慧灵的情况，那时候正赶上金融危机波及多个国家，也正赶上之前与北京慧灵合作的国际组织或项目出现了一些波动。经过调整后，目前北京慧灵的资金来源一方面通过中国慧灵的协调来承接一些国际资金支持的项目，另一个是申请基金会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
但不论是与企业基金会合作，还是申请政府资金，慧灵所受的最大限制就是他们一直没有申请到一个“身份”，也是公益组织中比较有名的“注册困难户”。
说起今年的发展打算，李萌决定要先梳理一下内部结构和资源，最重要的是能招来人。“现在筹资部门特别惨，有1个全职的，3个兼职的，现在这位全职工作人员的精力只能去维持原来的资源，根本没有时间开拓新的。”李萌如是说。
而文章开头一筹莫展的秦秀平，则在2009年初意外得知了一个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2009年3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甄选了50名学员，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培训，通过运用商业模式和增进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以提升NGO的自我造血功能。秦秀平有幸成为了学员之一。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培训，第一次了解关于组织管理的知识，包括募款、宣传、组织架构，收获太大了。”秦秀平告诉记者，在那次培训上，她开始有了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的资源，还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为协会争取到了第一笔来自国内的资金支持。
面对众多草根NGO仍无法摆脱“洋奶”依赖的局面，侯远高认为，第一就是要打破垄断，允许注册的民间组织募款；第二则是国内基金会需要转变运作方式，把大部分的资金用在支持民间组织发展。
“基金会应该是资助型的机构，尽量避免自己做项目，给别人做，分工要明确。”侯远高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基金会不能自己筹钱、自己干，因为基金会一般在大城市，而民间问题是出现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金会距离目标人群太远、做不了，应该主动寻求民间组织合作。”
“但是除了南都和友成，现在也没有哪个基金会旗帜鲜明地说，只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指望公募基金会转型，太难。”侯远高对基金会前景很是感慨。
目前，凉山彝族发展中心已将自己的战略规划确定为——注册一家自己的基金会，侯远高接受采访所在的北京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今年全力实现这个目标。如果目标得以实现，这家未来的基金会将主要工作定位为专门向西部地区NGO提供资金来源。
而秦秀平也不满足于如今几百万的资金周转，近年，她也筹划将协会改制，成立公益性小额信贷公司。“已经和新湖基金会还有友成普融等初步谈了合作计划。公司成立后，股东多了，承担募款责任的人也就多了，就不用担心资金问题，可以为更多妇女服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