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高校基金会（一）：从样本透视中国公益慈善新的增长极

　　编者按

　　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多笔流向高校和高校基金会的大额捐赠引发关注：2023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之际，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现金捐赠13亿元;次月，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再度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合计超10亿元;同期，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捐赠2亿元;4月17日，中山大学校友伉俪林斌、刘向东向中山大学捐赠1亿元……

　　此外，更具创新的捐赠也在高校基金会领域发生。今年1月12日，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价值1亿元的算力服务。这被业内称为“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捐赠的先河”。

　　高校基金会到底是什么?《公益时报》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策划“高校基金会观察1.0”专题，试图通过这些案例抽丝剥茧，找到高校基金会作为中国公益慈善增长极的成因。专题通过访谈、走访、检索、扫描等形式，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简称“上交大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简称“北理工基金会”)、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简称“重大基金会”)三家基金会进行详尽的观察，关注高校基金会与高校关系、高校基金会职能、高校基金会与校友会协同、大额捐赠与众筹手段、基金会向内影响与文化建设、自我评估与发展路径以及高校基金会的挑战与战略，探寻高校基金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能做什么”等问题的答案。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当常规社会组织处于震荡整理状态时，高校基金会作为新兴的公益力量，资源整合能力正在日渐壮大。”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高校基金会的发展。

　　“对高校基金会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其他基金会，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类型。”杨维东如是说，他主张探索建立综合评价的体系，以便在不同的细分领域和赛道去评价高校基金会，“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对于一个高校基金会，大家往往最关注其筹资规模、净资产规模、投资能力。但是一个基金会的筹资能力往往并非由自身决定的。一些基金会因为背后的大学品牌效应，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可观的校友规模，而具有较强的筹资能力。然而我们不能单纯通过筹资能力来评价高校基金会，这对缺乏这些优势的基金会不公平。”杨维东补充解释道。除了筹资规模、净资产规模、投资能力之外，杨维东还把内部治理的一些指标，例如校园公益开展情况、社会公益开展情况纳入到高校基金会的评价中，“总之，我们想要从更丰富、更具延展性的视角来观察高校基金会的综合价值”。

　　杨维东认为，不同高校基金会有自身的特征、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而对于高校基金会的观察，便是遵从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实践与理论相互转化与论证的逻辑链条和视野开展的。

　　定位：高校基金会与高校

　　如果要给高校基金会与高校的关系做一个比喻，杨维东认为就像“月亮和地球”：在性质上，高校基金会要围绕高校而转，无法脱离高校完全独立存在。另一方面，高校基金会能够为高校提供传统资源无法供给的支撑与保障。

　　对于高校基金会和高校之间的关系，三家基金会负责人也分别从自家基金会实际发展情况出发，结合对于自身定位的思考，给出自己的答案。

　　“高校和教育发展基金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总公司和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子公司的发展要切合总公司的发展，服务于总公司的发展，正如高校基金会要切合高校发展，承担很多特殊作用。”在重大基金会秘书长许骏看来，重大基金会作为重庆大学的“特种部队”。

　　据许骏介绍，疫情期间，重庆大学曾因发现一起病例封锁校园一段时间。当时，校园物资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形之下，以重庆大学校歌“复兴民族兮，誓作前锋”命名的前锋基金成立，该基金可根据母校相关工作需要，用于抗疫、防暑、应急、救助等紧急事宜。

　　“疫情期间，因核酸检测专用手机只能使用安卓手机，所以前锋基金迅速给予资金支持，购买一批手机。”许骏进一步解释称，学校并非买不起这批手机，只是因为从学校拨款的程序无法适应现实情况。这时，高校基金会便能发挥作为“特种部队”的作用了。

　　除此之外，许骏补充说，“一个特殊时间节点，重庆大学承办一场歌会，这是有关部委发起的系列活动之一，属于突发的任务。然而，活动经费远远少于活动预算。在这时候，基金会站出来，协调了资金支持了这项活动。”

　　许骏表示，这两个案例，一个是突发的公共事件，一个是突发的任务，基金会都帮助学校解决了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而在许骏看来，高校基金会在学校需要特殊帮助的时候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正是其作为“特种部队”的意义所在。

　　北理工基金会副秘书长余海滨对基金会定位的理解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有所演化，“刚开始，我希望基金会是高校发展的润滑剂，去解决棘手的问题。不过，从现在看来，润滑剂的定位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发展。我现在希望基金会是学校发展的增程器，得以让学校又好又快发展。下一步，我们会锚定学校具体问题，填补存在的空白或者欠缺的地方。”

　　基于此，余海滨总结出高校基金会对高校在三个方面的支持作用：第一是资源方面的支持，包括资金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为高校发展创造多元化的机遇和平台;第二是为高校围绕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发挥作用，在公益项目推动的过程中，公益理念的宣传，对学生的道德、思想和品质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丰富高校文化内涵。第三是进一步推动高校的影响力，因为基金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学校对外的窗口，能够展现高校的责任和担当，提高学校声誉。

　　“高校基金会和高校双方是互相支持、彼此影响的关系。”余海滨进一步阐释两者的关系，高校反过来对基金会的作用也非常明显，高校知名度直接影响了基金会的知名度及筹款的成效。另外，高校能够在学校层面为基金会搭建发展的平台和联络对接社会资源。

　　价值：发展视角下的自我定位

　　“我们现在是从偏被动型转型到偏主动型。”在明晰自身定位之后，余海滨提出要让基金会工作嵌入到学校每一个板块，在主动参与中凸显自身价值和意义，丰富基金会内涵。

　　按照基金会对学校的支持能力，许骏把基金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学发展的辅助力量;第二阶段是这个大学的支持力量;第三阶段是大学的核心力量。

　　据许骏所说，“目前国内高校基金会只有少量达到第三阶段，大部分都还在第一阶段”。回归自身，许骏认为重大基金会应该介于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接近第二阶段。

　　但是，朝着成为学校支持力量发展是重大基金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在许骏眼中，这一点毋庸置疑。

　　上交大基金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联络处处长汪雨申对于自身定位做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蓄水池”“连通器”“推进器”“传播器”。

　　“高校基金会首先应该承担蓄水池作用。形象来讲，它就是水池，池子越大，承载的资源量越大，那么它对学校的支撑力度就会越大。”汪雨申如是解释，“基金会要为学校扩展更多的资金来源，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我认为这是基金会的独特价值。”汪雨申认为，基金会承载的资源能够使学校从千校一面中脱颖而出。

　　为此，汪雨申表示，一方面为了学校自身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为了营造和培植校友创投生态，他们将引导基金会作为蓄水池功能在使用方向上的扩大。

　　“高校发展的资源从何而来?”汪雨申说，这既要依靠校友的力量，也要靠社会贤达这样的社会资源。在他看来，基金会是将校友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联结起来的连通器，基金会将学校新发展动态及时传递出去，校友和社会的反响传回来，通过来回沟通，“这样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

　　以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目的和定位，汪雨申表示，“我们基金会成为支撑学校人才培养和加速学校科学研究频度和速度的推进器。”

　　最后，汪雨申强调：虽然基金会的工作常与钱打交道，但是我们不能以金钱为定位，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在规范化使用善款、执行和管理项目的过程中，要释放和弘扬高校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慈善的理念，“这也是我们基金会应该完成的历史责任”。

　　杨维东指出，不管是过去所说大学五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还是现在二十大提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推进，这都是高校基金会未来战略性贡献和价值的所在。

　　职能：筹款、增值、行善

　　“我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的工作板块，分别为筹、投和善。”许骏进一步解释称，“即筹集管理资金，投资增值保值和社会公益慈善”。

　　但在这三个工作板块中，许骏最发愁的还是基金会的主营板块——“筹”上。

　　“大额筹资和连续筹资，是我们觉得很难突破的难题。”许骏直言，对于没有清华等名校品牌效应的高校基金会而言，资金筹集更为困难，“高校基金会要想获捐，需要显示度，需要公众的目光，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甚至需要给捐赠者提供学校的技术、智力和资源支持，带来社会效益。”

　　同时，许骏也指出，“筹”不仅仅是资金筹集，还包括实物投资，“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它保值增值，我们还得养很多人。”

　　许骏所在的重大基金会，是一个没有专项拨款的高校基金会，完全自筹自支。一方面，许骏需要给社会招聘的工作人员发工资;另一方面，他也为“怎么做到更高的体量投资收益、资产保值增值”而绞尽脑汁。

　　“我们之前做的公益活动比较零碎，例如捐赠30万元设立了‘绿春县平河镇大头村委会拉祜寨村民小组幼儿教育扶贫项目’，但是至少半年不会在任何报刊稿纸上看到，从任何老百姓的口里面听到过这件事。”在许骏看来，“公益是需要延续的”。因此，在社会公益慈善板块，许骏希望能够找到具有社会影响力，能够代际传承的公益活动。

　　据汪雨申介绍，在筹资拓展、保值增值、项目管理三个工作模块之外，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特别单独强化了一个新的版块——财务运行。“之所以单独设置财务运行板块，是因为对基金会的运行有合规性的要求，无论是善款使用、项目经费执行，还是内部运营经费，都需要进行财务管理，得到专业合规的财务运行的支持。另外，财务运行的设置还可以为投资项目的决策提供数据分析支撑，“这也是财务运行板块设置的定位”。

　　“筹资、增资、用资三个板块，代表着基金会的硬实力。”余海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基金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还增加了两个工作板块，即公益文化建设和凝心聚力，“这两个板块代表着基金会的软实力，这也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在余海滨看来，一个好的基金会一定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金会。为此，他们投入巨大精力去建设正向循环的模式，培育认可自身文化的力量，为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我每天大部分时间花在联系校友、企业以及一些平台资源上。通过资源的汇集，实现凝心聚力的效果。”谈及具体的工作布局，余海滨这样说，“凝心聚力能够帮助每一位参与方的发展找到增量价值。找到了增量价值，捐赠自然而然便会产生。这也是我推动捐赠的逻辑。”

　　协同：高校基金会与校友会

　　2023年2月底，许骏回到阔别多年已久的岗位——重庆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再次当上校友总会秘书长。然而，此时的校友办已不同往日——校友办和基金会合作办公。在新的岗位上，许骏深刻体会到高校基金会和校友工作是共生共存的关系。

　　许骏进一步解释称，理论上，校友会可以脱离基金会单独运转。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基金会的钱流转灵活等优势更为凸显，而基金会的发展需要校友会的资源和渠道，“小鸟爱心基金”的项目便是很好的佐证。

　　据许骏介绍，这是第一个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开展的基金，寓意和鼓舞着重庆大学学子像小鸟一般勇于逆风飞翔，不畏艰难，挑战极限，砥砺前行。项目将原体育运动中的“彩头”升级为善款，为校友运动娱乐增添善意价值，目前该项目所筹集善款用于支持学校春季运动会。(高校基金会系列报道将专门介绍这一创新模式，敬请期待。)

　　汪雨申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觉得校友会和基金会二者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校友工作是基金会工作非常重要的支撑。校友会和基金会的关系更像是左手和右手，两只手可以形成合力做大事。”在他看来，校友会以搭建平台，交流情感和互通信息为定位，这正是基金会所需要的。而基金会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基金服务，通过建立信任机制，提供参与机会和反馈捐赠成效，增加了校友的粘度，提升校友情感的接受度。

　　“基金会工作还涉及校友会工作不直接相关的维度，那就是社会贤达。”汪雨申介绍了相关的案例：已故国防科技大学原校长张良起学长的夫人刘杜珍，遵从张良起学长的遗愿，将其毕生积蓄150万元捐赠给母校上交大，为此设立了张良起奖学金，助力优秀人才的培养。这则新闻通过网络媒体的传播，达到较高的浏览量，也打动了其中一位上海市民。这位上海市民原先与上交大并未有任何联系，但当他看到报道之后，被张良起的故事和精神打动，也被上交大基金会建立留本基金的做法所吸引，便将个人积蓄的80万汇入到张良起奖学金的池子里去。

　　“可能这就是我们基金会与校友会在工作上的区别。”汪雨申这样理解两者关系，校友会服务的对象主要在校友，比较精准，但是基金会可以扩大对象面，广义校友，受众更为广阔，“但凡是对交大人才培养理念、共同的价值追求认可的同行者，都是我们联接的对象”。

　　“如果说校友会提供的是面上的服务，那么基金会则精准到点上。”余海滨解释说，由于捐赠项目从策划到执行需要长时间与捐赠人保持联系和互动，因而我们需要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通过长期的接触和互动，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对方深层次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务，“这是与校友工作不太一样的地方所在”。

　　余海滨表示，基金会在挖掘校友资源方面，“注重挖掘处于初创期的校友”。他希望校友在创业之初能够与基金会保持互动，这样，基金会能够陪伴这些校友和初创企业共同成长，等到创业进入稳定期以后，校友也会做不同形式的捐赠，真正实现学校提倡的“学校帮校友，校友帮校友，校友帮学校”的理念，让创业校友的反哺回馈慢慢深入人心，“这也是基金会和校友会工作关联性的体现”。

　　“校友工作以宣传活动为载体，在校友之间营造良好的氛围，激发基于感情的公益捐赠。而基金会的工作则是将校友对学校的感情转化为对学校建设的有效力量。”余海滨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