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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本报编辑部
2017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国公益新势力·金鸡湖创新论坛”在苏州举行，本次论坛以“引领和催化社会创新、推动社会责任生态圈建设”为宗旨，邀请中国公益行业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创新新锐齐聚金鸡湖畔，呈现公益行业最前沿的创新案例与项目，提供交流分享、展示自我的平台。
论坛由《公益时报》社主办、乐助慈善基金会承办，作为支持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对论坛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经历早期探索、初级项目运作后，如今的中国公益行业正迎来蓬勃发展，社会的进步让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理念认识不断提升;科技的进步让互联网公益轻松连接公众的每一份爱心;专业能力的进步让项目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以更加新颖的方式和高效的模式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环境的改变，公益行业正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在开幕式上说道：“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用了三十年时间。而早期依靠体制推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我们已然面临着新的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根本目的的公益行业，需要创新，需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等，打破所谓的行业边界，运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寻求问题解决之道。‘中国公益新势力’的‘新’就是创新的新，打破传统思维，在改变受助者的同时，改变我们自己。”
作为论坛承办方，乐助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庄志说：“之所以办这样的论坛，与乐助慈善基金会自身的定位有关，我们希望成为一家创新型的慈善机构，通过新的公益模式，引领和催化社会创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的建设。今天，我们与多家公益机构以及行业创新的新锐力量一起，更是希望通过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探索更多更好的创新模式，推动行业的发展。”
作为主旨演讲嘉宾，阿拉善SEE基金会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师曾志依次登台带来精彩分享。
许小年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公益、商业以及社会企业的理解，这也是继徐永光、康晓光就《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展开争论之后，又一位公益大咖加入这场围绕社会企业的讨论。他认为，关于社会企业目前的争论，是大家存在理念混乱、定义不清造成的，没有很好地区分公益和公共品。用市场化的手法运作公益活动并不意味着人们道德水准的降低，也不会淡化人的利他动机，社会企业不分红也不会阻碍其自身发展。在许小年看来，社会企业是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企业，但可以以追求利润为中间目标，产生的利润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红，全部用于指定的公益事业当中。
刘文奎则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近些年的实践，总结了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四个步骤：1.发现问题，瞄准问题;2.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3.采取行动，进行试点;4.进行项目传播和推广。他详细回顾了扶贫基金会从2004年至2013年在大凉山、德阳、玉树、雅安等地的扶贫尝试与探索，分享了其中由失败到成功的经验。刘文奎还以基金会探索出的社会企业——善品公社为例，指出了农村发展金钥匙，并总结了其中的三个要点：1.方向，以市场为导向;2.做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3.团结当地村民，形成合作社、协会、股份公司等形式。
师曾志则详细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生态，她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动摇着传统的制度、法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但阻碍创新的最大力量，仍然来自每个人和机构自身陈旧僵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师曾志还指出了在当今互联网公益生态下，公益人和公益机构需要注意的其他要点：黑科技对公益事业发展的影响;互联网公益主题的多样性;个体对公益卷入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加强;互联网公益专业技能的提升;公益行业自身的裂变与分化……师曾志特别指出，如今的企业已不再单纯地追逐利润，否则其将迅速走向死亡。她还引用了我国建筑行业正在经历的一场创新变革，详细分析了创新对于企业、行业和社会的多层收益。
两天的论坛还邀请了15名致力于公益行业发展的跨界领袖带来了15场充满创新、激情的演讲，从公益的各个维度解读了“新势力”掀起的浪潮。在14日的闭幕环节，主办方宣布今后每年苏州“金鸡湖论坛”都会在10月13日、14日举办，寓意着坚守公益“一生一世”。(本报编辑部)
《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打破行业边界 引领和催化社会创新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用了30年的时间，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一定体制上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中，有体制背景或借助体制背景的公益组织，凭借其链接的体制资源和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创造性，以社会化手段，成功动员、整合资源，更高效地找到社会痛点、解决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的速度在不断增长，企业家开始思考财富的意义，开始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200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捐赠总量一直维持在每年1000亿元左右，这一数据和公益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相比，大约占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时，我国的捐赠总量中企业家和企业捐赠占据绝对位置，在这1000亿元中，来自公众的捐赠占比仅为7%，而美国来自公众和家庭的占比是70%~80%。
美国社会历史不长，早期移民众多，相互帮助和构建共同社区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宗教、财富分配观、志愿者精神等文化都驱动公众参与公益，公益事业以公众和公益组织为主体，政府在其中扮演倡导与政策兜底的角色，这与我国的公益实践有着很大差异：虽然我国自古就有济人危难、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但是受体制影响，我国公益事业的起步是以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为主，我国公益组织发展迅速。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人民结束了原来的宗族生活，无论是城市还是发生巨大变化的乡村，都给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引发新的扶贫、救灾、环境保护、教育等问题，摆在了社会治理者的面前。在新的“社区营造”潮流之中，我们更需要不断创新。
公益不仅是解决一顿饭、救助一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如何发动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不同，公益事业的发展路径和运转机制也不尽相同，需要我们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动员体制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打开思维边界、不断创新。
“中国公益新势力”的“新”是创新的新，这种创新是建立在分享精神和利他思维基础上的、不受思维局限的一种突破。我们不要改变受助者的生活，也要改变自己，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动员方式和规则来参与社会事务，需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等，不断打破所谓的行业边界，运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寻求问题解决之道。
有目共睹，专业社工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在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体的机制下，十年时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80余万人，发展了6000多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了590多个社会工作行业组织。
可以看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只要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路径，缔造奇迹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有充分理由相信，在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下，在各行业融合创新的互动下，中国公益将迎来大众参与的黄金时代，社会问题将会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阿拉善SEE基金会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我眼中的公益、商业之争
最近看到社会上的激烈争论，关于公益事业到底要不要做社会企业、如何做社会企业，我认为不同观点的表达是非常有益的，但在争论中也看到，由于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和功能没有做出清晰的说明，导致了观念上的混乱。
我们定义社会企业为市场化经营但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企业。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并不意味着社会企业不追求盈利，只是利润并非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中间目标，为公益终极目标服务的手段。社会企业所产生的利润全部返回捐赠人所指定的公益事业，换句话说，社会企业从不分红。
目前一些看似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分歧并不大，观点的不同主要源于定义的缺失和概念的混淆，特别是没有明确区分公益和公共品，把公益事业和公共品(包括公共服务)的供应混为一谈。例如摩拜单车，尽管它有公共交通的性质，因此可以归入公共品的范畴，但它绝对不是公益，而是有着明确商业目标的、营利性私人企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东方既不是公益组织也不是社会企业，虽然教育有时被认为是公共服务，新东方和摩拜一样，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企业。这两个例子属于公共品的商业化经营，和公益是本质上不同的概念。
公共品和公益的区别正是营利性，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如高铁、机场、基础教育等，经营公共品的企业都要营利，而社会企业的特征恰恰是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
社会企业的操作是市场化的，可以也应该追求利润，这意味着对社会企业经营团队的考核以利润为主要指标，因为利润是企业效率的最好的衡量。
倡导社会企业的目的在于提高公益事业的效率和可持续性。邓飞团队所做的“e农计划”，这个项目专门帮助贫困和边远地区的农民销售当地的土特产，比如云南的核桃、陕西和四川的猕猴桃。他们建立了销售渠道，将这些土特产卖到沿海的大城市，“e农计划”收取一定的费用，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营销费用。我认为“e农计划”就是一家社会企业，以商业经营效率为中间目标，而它的终极目标还是公益，帮助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自立。
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企业法律上的定义，也没有对社会企业的扶助性政策，比如说减免税收等，需要我们在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尽快推出。
提倡社会企业，主张公益活动的市场化的运作是否会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准，淡化人的利他动机?社会企业不分红，是否会影响人们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社会企业的发展?我认为都不会。社会企业坚持不分红，体现了人类的利他精神。清晰地界定公益性的社会企业和盈利利性的私人企业，有助于公益活动的推广，因为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社会企业分红，会使公众怀疑企业从事公益活动的动机，挫伤他们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在近期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益领域中提倡社会企业，追逐商业利益是动机不纯。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必过度在意人们的动机。如果在路边遇到了一个乞丐，我会把身上的零钱给他，你说我的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施舍零钱对我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回报，应该是利他的吧?有一些公益行为的动机就说不大清，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做公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知名度，以便推销企业的产品。
我们既认可对乞丐的施舍，也赞赏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目标的公益。我们既希望保持中国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也对特蕾莎修女出于信仰的公益充满了敬意。面对风言风语，特蕾莎修女很平静地讲：不管人们说什么，我还是要行善的，因为这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种种不同的动机，种种不同形式的公益，都值得鼓励和提倡。不必追究动机的正当和纯粹与否，只要能缓解受助人的痛苦，只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们都应该持欢迎和包容的态度。我们的社会需要包容，公益事业更是如此。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互联网时代，行动与坚持带来创新
互联网本身具有生命，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而这个有机体用用上世纪媒介理论家米歇尔·麦克卢汉的观念来看，它就是人类心和脑的延伸。所以，它带来的这样一场革命，比工业化技术带来的革命还要彻底。
互联网与社会变迁
互联网带来了人际传播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群体传播的变化，也带来大众传媒的变化。这动摇着我们传统的制度、法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已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很长时间。但很多人并没有活在这个时代，于是，阻碍创新的最大力量反而是我们自己陈旧僵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万物皆媒，一切皆有可能
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和更迭的速度大幅加快，它让任何事物的连接成为了一种可能性。互联网带来的是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简单地来讲，原本看似毫无关系的个人、机构或观念，如今在互联网上可能会碰撞产生出火花。
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动荡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层面上解构与重构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不仅仅对社会结构中的法律制度造成挑战与冲击，还对人们据以生存的感知世界方式与内容发生了改变。
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
互联网公益特别强调要在观念上发生变化。比如说，很多人希望知道具体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创新，但实际情况是，任何创新都没有可供复制的模型，而是与它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建筑行业的创新模式
在今天科技的高度发展下，各个行业都在发生变化，企业已不再单纯地追逐利润，否则它会很快走向死亡。企业的这种变化很难用一个概念去定义，但他们的行动确实带来很多启发。
眼下，我国建筑行业正在发生着一场变革。许多开发商正用一套新的工业化建造体系从事建筑行业。这个模式带来的改变是，工地转型为花园工地，每名工人都在非常有尊严、非常干净的状态下工作;工地的现场有建筑工人的培训中心，被培训者经过两三天的培训即可上岗，同时可以保证施工质量;一座楼上面还没盖完的时候，下面就可以开始装修，提高交付效率，使得开发商的成本大大降低……这样一套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就已不再是企业简简单单地追逐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场建筑业革命。
互联网公益的有机团结
上述的例子告诉我们，创新、革命已不只是公益界面临的问题，企业界同样面临，而它需要的是一种大家互相支持的有机团结。它要求我们在大时代里做好小叙事，“小叙事”就是我们要做好本身能做的东西。而在做小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大智慧，即不光靠自己，而是通过我的想法和理念，号召更多的人来做。
有机团结下互联网公益生态
创新本身意味着颠覆，但有很多人不愿承认，然而创新的过程往往就是与僵化的思想、体制、人际关系做斗争的过程，它不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们每一个想要创新的人一定要做好准备，对自我进行重新认知和了解，对事业保持坚持和执着。
公益创新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公益也好，真善美也罢，都是人类永不停歇的追求。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考验一个人耐力与各方面能力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平坦、顺利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社会组织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2000年，我们碰到一个困惑——我们去很多贫困地区做项目，但是几年过后那些村庄并没有变化。我们在反思以村庄为单位做扶贫的时候，可能是资源投入的太少，是否能够一次在有限的区域以村庄为单位投入比较多的资源，这样村庄便可以自我发展起来?我们决定一试。
我们第一次在大凉山做了社区综合发展项目。2004年投入了约800万元在5个村庄，1个村庄100多万元。100多万可以做很多项目，但是3年过去了这些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反思失败原因可能是村民没有成为主体，村民没有参与进来。
2008年，我们在民乐村一次性投入500万元，每个村民平均有约1万元的投入。这次我们选择了合作社的方式，让村民团结起来，并借鉴政府当时普遍的做法——招商引资，但这个项目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的试验是2010年在玉树甘达村，我们筹到一笔资金做产业发展项目。村民希望买运输车跑运输，拉建材参与灾后重建，我们觉得有市场就做了，项目运作半年投资就全部收回了。
村民分红、分青稞、分油，持续运转，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自己管理和合作，建材的生意做了两年后，合作社变卖了几辆大货车换成客运车，开始跑客运。
试验显示以合作社为基础，把村民整合起来，以此为平台注入项目，村庄和他们的能力都有可能发展起来。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个品牌项目：美丽乡村和民宿项目。
在雪山村和邓池沟，灾后重建的时候我们考虑给他们盖的房子不仅可以住，还可以带来收入。我们请最好的设计师来规划，同样建立合作社，让全村的村民都作为股东参与进来，打造一批精品的房子做民宿，利润分给全体村民。
在南峪村，我们用农民闲置的房屋做民宿，外观基本不动，内部做一些改造。
现在发展最好的，一晚要两三千块钱，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
民宿的模式并不是在任何村庄都适合，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社会企业叫善品公社，解决农民通过互联网卖农产品的三大瓶颈——质量、规模、品牌。基金会做一个统一品牌，组织他们生产、定统一的标准。目前，善品公社在五个省开展项目。
如今，我们找到了农村发展的金钥匙，它有三个要点：第一，方向，最重要的，以市场为导向;第二，做出合格或者品质很好的产品或服务，这样消费者才愿意跟你等价交换;第三，将农民团结、组织起来，组织形式可以是合作社、协会、股份公司等。
通过实践和探索，我们认为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一般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发现问题，瞄准问题;第二步，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第三步，试点;第四步，传播与推广。
(以上嘉宾演讲内容均整理自论坛录音，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