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上海的地方精英与隐贫救济

　　“隐贫”即“隐性贫民”“隐匿的贫民”。具体指的是受过一定教育、外表体面、内里贫困且不愿请求援助的群体，以教师、职员等“薪水阶级”为典型。1940年前后，“隐贫”一词在上海公众舆论中悄然兴起，成为民间慈善的重点救济对象。抗日战争后期，教师、职员等“薪水阶级”普遍陷入贫困境地，隐贫逐渐被用于指称原先身处城市中间阶层的贫困者，故而对隐贫的关切，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

　　隐贫救济在上海的兴起

　　抗战期间，上海的经济社会形势持续恶化，隐贫者数量与日俱增。1940年初，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下简称“慈联会”）率先开展针对隐贫的救济活动，结果，“连日接到申请救济之函件，日必百数十起”，远超预算，不得不提前结束登记程序。此事引发各界对隐贫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对隐贫群体的定义与救助可以追溯到1921年成立于苏州的“苏城隐贫会”。这是当地一个前清遗民家族创办的佛教慈善团体，以按月资助隐贫家庭、有偿邀请隐贫寒士抄写佛经为主要活动。该会对隐贫者的要求甚高，只有“虽贫至绝无依赖，而始终不失其志”，且“资格高尚，身家清白，不染嗜好，品端行正”的“士商”，才算符合隐贫的标准。1934年，上海普济隐贫社效仿苏州，以写经形式补助隐贫者，不过规模较小，未成气候。抗日战争期间，上海隐贫现象广受关注，苏州隐贫会因开风气之先，亦被提及。它对隐贫者道德的赞美，得到了后来者的肯定与借鉴。

　　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报章中尽管不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戏谑评价，但隐贫者多为品德高尚的“智识阶级”，已是舆论共识。人们普遍将隐贫者对自身贫困状况的隐瞒，视作“穷且益坚”贫贱不移的道德表征。1934年，《新闻报》、基督教青年会与女青年会共同举行“寒衣运动”，特意登报呼吁“清高的教师和隐贫”接受救济。此后，隐贫者因受到救济而渡过难关，得以自力更生、正常生活，甚至找机会报答施济者的“佳话”屡见报章，营造出有序、高尚的舆论氛围。

　　因此，社会对于隐贫的定位与要求，与一般赤贫大有不同。慈联会举行隐贫救济时，特登报声明，“从隐秘着手，或由亲友报告，或本人迳函该会陈述，并得化名”，本会绝对“严守秘密”，此举颇受欢迎。对申请救济者，慈联会将按地址一一上门调查，确保对方确实亟待救济而“难于明白乞求者”，才发给衣米。在有些城市，除道德品行外，隐贫还需证明自身的文化水平，如1942年南京市冬赈委员会举行隐贫考试，通过者方可获得救济。

　　1945年4月，沪上“纸老虎”、纸业巨贾董和甫以“愚斋主人”名义发起隐贫贷金，委托尊圣善会与宁波同乡会代为办理，并在各大报纸刊登启事，“凡隐贫及清寒者当无力订阅报纸，希阅者辗转宣传，从速申请，或协助代办申请手续，功德无量”。一周内，仅宁波同乡会就收到4300余封申请信。由于人数太多，董和甫的两千万善款不敷使用。此外，宁波同乡会还发现，一些不识字的底层贫民并不理解“隐贫”含义，以为贷金是以所有穷苦者为对象，也加入报名行列，不少拆字摊闻风而动，做起代写申请信的生意。由于董和甫的名气与此次隐贫救济的影响，“隐贫贷金”迅速成为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引发诸多关于隐贫问题的讨论，救济隐贫一跃“成为今日最时髦的一件善举”，常州、定海、苏州、湖州等旅沪同乡会加以模仿，陆续发起隐贫贷金。

　　董和甫隐贫贷金事件映射出抗战后期上海隐贫的泛化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品的全面统制与物价暴涨，使得上海市民生活更加艰困，隐贫现象日益普遍。当人人皆贫时，“隐”之一字逐渐失去意义，隐贫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加上救济资源极其有限，如何选出更需要，或者说更值得帮助的隐贫，给施济方带来了莫大压力。

　　在此背景下，隐贫救济逐渐脱离原有的道德语境，演变为对教师、职员等职业体面、领取薪资的城市中间阶层的整体关切，救济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对道德与文化的要求。如1942年12月《申报》上的一篇社评写道：“我们知道，上海市民，除了绝少数富裕者之外，最大多数是上海社会之实际的支持者———薪水阶级，也就是所谓‘隐贫’阶级；次多数就是‘赤贫’阶级。”作者呼吁政府尽快解决粮食与物价问题，否则必将酿成政治危机。隐贫现象也引起汪伪政府的注意，1943年江苏省赈务委员会将城区隐贫人士列为本年度冬赈计划的重点赈济对象。可见，“隐贫”与“赤贫”逐渐并列，成为贫民的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代指贫困的“薪水阶级”或失业人士，后者则是社会底层之贫民。这一趋势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隐贫救济及其政治内涵产生了重要影响。

　　隐贫救济的制度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慈善界发生了一项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由政府主导救济体系的确立。受抗战影响，民间善会经济异常困难，显出疲软之势，战后回归上海的国民政府得以借机掌控城市救济事务。新的救济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局下属的市救济院、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上海分署及冬令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冬救会”）三大系统。冬救会名义上由政府与地方人士共同主持，但后者多被边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个特殊的政府机构。1948年初，冬救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救委会”），从临时组织转为常设机关，具体职能不变。

　　救委会的长期设立，映射出战后上海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救济成为维护岌岌可危城市秩序的重要手段。抗战时被反复提及的隐贫问题，也为城市精英所关切。三教道德善议会（以下简称“三教道德会”）的理事庄平即为其中之一。他在市参议会积极运作，是隐贫群体得以纳入新救济体系的主要原因。

　　庄平籍贯上海，1910年前后生人，从事商业，主营印刷生意，抗战期间担任三教道德会理事。在庄平主持下，三教道德会成为抗战期间救济隐贫最活跃的善会之一。1941—1942年间，该会举行了3场隐贫登记活动，兼及孤寡节妇，救济人数近2000名。此后因经济支绌，隐贫登记中止。

　　善会运营的挫折，使庄平将目光转向国民政府，试图借助政府力量，实现对隐贫群体的救助。1946年5月庄平以新成区候选人身份在普选中胜出，成为战后上海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正式参议会的议员。是年9月，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庄平提交“请求行总救济隐贫”案，鉴于“本市失业隐贫众多，其颠沛流离之苦，不胜言喻，影响社会实大”，要求社会局举办隐贫登记，救济资源由行总供给。大会后期，以庄平为首的82名参议员还共同发起援助隐贫的临时动议，大会议定将其交由市政府参酌办理。

　　庄平还利用议员的质询权，力主将隐贫划为行总的法定救济对象。9月17日，市参议会召开该年度第十二次会议，由行总报告上海地区救济情形。会上，庄平就隐贫问题提出质询：“对于‘隐贫’一类，尤其是清苦的教育文化界人士，为什么有的几次三番申请都得不到救济？”行总方面含糊作答，表示已将贫民救济分为“普通”和“教育文化”两方面办理，也算涉及隐贫救济。

　　然而，无论是参议会还是行总上海分署，关注重点都在难民与游民，对处理隐贫问题并不积极。庄平的提案最终被并入“拟加强社会救济事业”决议案，该案强调对“自甘下流、毒害社会、影响社会救济”之无业游民的收容，要求市府统筹规划全市救济体系，“庶几社会病态，日能减少”，出发点与隐贫救济南辕北辙。市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后的9个月间，官方隐贫救济一直没能真正实行。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于1947年2月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日用必需品施行限价，并冻结生活费指数，不再上调工资。该案颁布后不久，物价再度上涨，城市贫困问题愈发严峻。在此背景下，5月底至6月初，上海市参议会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庄平提交的“请市府迅予举办救济隐贫工作”案得到大会通过，形成社三字第十四号决议案。

　　如果说1946年庄平的两次提案都是从同情、施善的视角出发，那么新的提案则明确显示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鉴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参议会承认隐贫救济的紧迫性，庄平的提案终于形成专案决议，对市政府的执行产生了一定的强制力。10月，社会局拟订隐贫救济实施办法草案，经市政会议决议，具体救济事务由即将召开的冬救会负责。隐贫作为外表体面的城市中层得到承认，获得接受救济的合法权利。1947年11月，“赤贫”“中贫”与“次贫”之后，“隐贫”也加入了贫民配米范围。1948年1月，冬救会正式公布《耆老隐贤隐贫救济分配办法》。未久，冬救会改组为常设机构，隐贫成为官方救济的长期对象。

　　崇德会推进隐贫救济

　　除庄平外，抗战胜利后上海隐贫救济的背后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即上海中国崇德会（以下简称崇德会）董事孙德全。孙德全，字慎卿，从事法律及会计等业。他是1946年度及1947年度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7年前后加入崇德会，担任董事。崇德会是1937年成立的一个佛教居士组织，成员均为江、浙、沪籍商人，以从事棉纱业者为多数，主办施衣、施米、施医药、施材等慈善事务。

　　1946年底，孙德全以新成区区民代表的身份给社会局去信，为崇德会争取冬救会授权，代后者在区里发放救济物资。

　　囿于经费，崇德会的施米、施麦等主要慈善项目，受济人数在三四百人上下；施药及以隐贫为对象的施材活动，受济人数甚至不到十人，规模相当有限。可见孙氏请愿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借助政府（冬救会）的能量，来达成崇德会救助隐贫的目标。

　　崇德会成为1946年度冬救会施放救济粮的三个代理慈善团体之一，孙德全与冬救会达成协议，“第一批接济义民难民，第二批分配隐贤隐贫”。由此观之，抗战胜利后上海首次出现有官方背景的隐贫救济，就是以冬救会提供救济物资、民间善会代为发放的形式间接完成的。

　　然而，这种合作并未持续多久，即因1948年初隐贫救济办法的正式推出而出现矛盾。1947年底，崇德会分别致信市政府、市社会局与民政局，试图延续去年旧例，由崇德会代办隐贫救济事务，并附一份列名172人的《崇德会调查隐贫隐贤名册》（以下简称《名册》），请冬救会“查放补助衣食”。1948年1月，《耆老隐贤隐贫救济分配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订立，宣布隐贫的申请途径有二：符合条件者向冬救会书面申请；由民间慈善团体或冬救会委员介绍，每个团体或委员介绍的隐贫名额仅限2至3位。《名册》中的172人远超此数，与《办法》的精神有所抵牾，冬救会以此为由，中止了对《名册》的处理，甚至认定孙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面对冬救会的“攻击”，孙德全极其愤慨，立刻向市政府上书申诉。孙氏将双方矛盾归咎于私人恩怨，认为自己去年“力诤”冬救会补发拖欠已久的救济隐贫面粉，得罪了查放组，“崇德会亦因之受累”。在申诉信的末尾，孙德全还附上行总贪腐案的剪报，指控冬救会查放组内部腐败、贪墨物资，将事情的严重性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孙德全此次上书属呈诉性质，需按程序处理，不可按一般公函答复。加上孙氏本人年事已高、受人尊敬，还身兼地方团体主持人、区民代表与冬救会委员等身份，冬救会不得不重视此事，谨慎回应。孙氏上书不久，查放组承认救济物资发放迟缓，鉴于“请济人众”，请孙氏“下察实际，而予原宥”，并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稍为破格”，向其中确系隐贫的37户发放救济。

　　可以看到，在隐贫正式成为官方救济对象的过程中，孙德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德全的个人声望与人际网络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要素。德全与冬救会发生矛盾，资金问题是根本症结。经费不敷的崇德会试图利用官方资源推行隐贫救济，而冬救会亦“确属艰困”，双方都无法接纳这172的隐贫名单，而政府又对市内救济工作大包大揽，无法真正兑现救济隐贫的承诺。

　　（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6期，原标题《1945—1949年间上海的地方精英与隐贫救济》，作者张玉清、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