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与慈善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内的言偃故居

《礼记·礼运》书影

  2500多年前,言偃所撰《礼运》篇,最早提出“慈善”的理念,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发展至今,重温《礼运》篇记述的有关慈善的理念,发挥慈善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言偃,孔门十哲之一,名列文学科之冠首。他所撰《礼运》篇,记述随侍孔子“参加鲁国岁终祭神大典(蜡祭)时与孔子的对话,系统论述了“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

  孔子论述的“大同”世界中,即体现了慈善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认为,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是人们共有的。选择有贤德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仅关爱自己的双亲,也关爱别人的双亲;不仅关爱自己的子女,也关爱别人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奉养安度晚年,使壮年人都能发挥作用,使孩童能得到抚养健康成长。年老丧妻、年老丧夫、少儿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疾、生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男子有自己的职务,女子出嫁有归宿。对于财富货物,人们应厌恶浪费,但却不允许自己私藏;对于为大众劳作要竭尽全力,但不允许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作乱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大同”的理想社会。

  被尊称为我国当代“公益慈善事业之父”的中华慈善总会创办人崔乃夫先生,对“慈善”的概念,作过精辟的论述:

  什么叫慈呢?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什么是善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讲的是横向的关系。什么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崔乃夫先生的慈善“纵横”说,其实就是言偃《礼运》篇中所言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将对自己双亲、子女的关爱推广到对别人双亲、子女的关爱,乃至对社会上一切需要救助的人们的关爱。崔乃夫先生把“慈善”定义为“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我们在言偃《礼运》篇的上述论说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慈善精神的真谛。

  关于《礼运》的作者言偃,人们对其身世也有一番研究。言偃被后世尊为“言子”,司马迁《史记》载明他是“吴人(见《仲尼弟子列传》),古常熟之地,春秋时期属吴国。言偃是孔子众多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三国时魏人王肃注《孔子家语》,误记言偃为鲁国人,他大概见言偃长期在鲁读书、做官、讲学,才致此误,一度造成对言偃籍贯上的意见分歧。南宋儒学集大成者、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人称“南方孔子”的朱熹,用大量依据,断定言偃的籍贯是平江府常熟县(详见朱熹《平江府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宋时言偃被朝廷封为丹阳公)。常熟有《言氏家谱》,记言偃及其后裔的完整世系,常熟有言子墓、言子专祠、言子故居及许多与言子相关的遗迹。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南方夫子言偃》一书,系统记述言子籍贯生平与功绩。《礼运》篇是言偃所撰,学界久有定论。早在南宋,著名学者胡明仲说:“《礼运》是子游作。”(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七)近现代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见《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郭沫若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乐正克为孟子弟子——笔者注)应该只是一系。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礼运》篇是言子之学的重要部分,是孔门儒家学派之一子游氏之儒的经典教材。孔子直传言子,言子直传子思(孔子之孙),子思多传至孟子。孔子——言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中,言子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礼运》篇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慈善理念,在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分明可以看到相承传递的轨迹。言偃《礼运》篇提出的慈善事业理念,150多年后经孟子的接递传扬更扩大了影响力。

  在《礼运》篇之前,也有关于慈善理念的零散记录。比如西周时期有“保息六政”,《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实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但《周礼》成书远晚于言偃《礼运》篇,而且偏重于谈司徒官的若干救赈方法,管仲“九惠之教”偏重于谈民生治理的几条具体措施,《管子》一书也远晚于言偃《礼运》篇。言偃所撰《礼运》篇,成篇于春秋时期,以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宏论作为大背景,加上宏论出自圣人孔子之口,历来被奉为儒学精华。此篇提出推己及人,互相关爱,救助贫弱,不谋私利,竭力为公,是达到太平,幸福的理想社会的途径。从其成篇早、格局大以及从认识的深度和概括的高度看,此篇应该视作我国最早提出慈善事业理念的光辉历史文献。

  言偃《礼运》篇中所谓“大同”“小康”之说,是言偃记录孔子言论,还是假托孔子所言以述己见,这个问题古今学者历有争论。自南宋起,“假托”说日盛,认为不是孔子之言,而是假托之辞。如元代礼学家陈澔注《礼运集说》曰“《礼运》疑出于子游门人之所记……篇首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列入《礼运》篇的《礼记》一书,学界认为多假托之词,孔子弟子们往往借孔子之言,展示自己的思想,言偃《礼运》篇很有可能也是通过师生对话,表达作者本人的社会观。成书于汉代的《孔子家语》卷七中也收录《礼运》篇(与收入《礼记》的《礼运》篇有些不同之处),其中载明孔子是在担任鲁国司寇(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鲁国祭神大典(蜡祭),当助祭者(宾)的,祭典结束后对陪侍在侧的言偃谈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孔子任鲁国司寇参加蜡祭,时年52岁,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年言偃才7岁,孔子是不可能与幼童时期、身在吴国的言偃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这或可说明言偃《礼运》篇是假托孔子之言表达己见之作。

  言偃投师于孔子,孔子传道于言子,言子应该是长年从孔子处亲闻过他的理想社会观,然后融入自意的看法,假托孔子之言,写成了《礼运》篇。言但将此篇作为教材传播其弟子,再由弟子记传,终成中华文化的千秋名篇,成为儒学的不朽经典。慈善事业的理念,亦随此篇影响并贯穿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据《中国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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