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开元慈儿院：一个早期华侨跨国慈善网络的构建及运行
泉州开元慈儿院是民国时期佛教界在泉州创办的一所慈善教育机构，它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华侨在海外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缅甸、菲律宾等地组建了慈儿院各地董事部，构建了一个跨国慈善网络，由其提供的捐助成为维持慈儿院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
泉州开元慈儿院的创办
泉州开元慈儿院是由近代佛教界三位高僧转道和尚、圆瑛法师和转物和尚共同发起创办的。转道和尚，俗姓黄，法名海清，福建晋江县桐林乡人，1890年依漳州南山寺善修披剃出家，1913年南渡新加坡，创办普陀寺兼主天福宫，为近代中国赴新传播汉传佛教的先驱，被誉为“星洲佛门鼻祖”“新加坡汉传佛教开山祖师”。圆瑛法师，俗姓吴，名亨春，福建古田县平湖端上村人，19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增西和尚为师出家，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曾任七届中国佛教会主席和理事长，为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杰出高僧和著名领袖。转物和尚为转道和尚的师弟，曾建造主持马来亚雪兰莪巴生观音寺。
1922年冬，圆瑛法师前往新加坡讲经时，会遇转道和尚和转物和尚。转道、转物两人建议圆瑛法师比照其在宁波创办的佛教孤儿院，在闽南地区新办一处孤儿院，两人允诺捐出二万元作为开办费。圆瑛法师同意承担创办责任，于是三人共同商议将泉州大开元寺作为孤儿院的院址。缘由有二项：一是可以借此重兴古刹，二是开元寺基范围广阔足可以供建筑新房舍。1923年，圆瑛法师回国，因泉州地方不靖，遂转往台湾讲经。1924年初，圆瑛法师从台抵泉，即着手孤儿院创办事宜。他先是与拥有开元寺地主权的黄祝堂、黄菊三、黄孙哲、黄永勉、黄士洲、黄云樵等黄姓族人协商，得其同意将开元寺所有产业、果树等全部捐出。随后写信邀请转道和尚前往宁波参观考察孤儿院。是年8月，转道和尚与转章和尚、转物和尚应邀抵达宁波参观。
9月，圆瑛法师携同宁波土木石匠二十余人来泉，随即在开元寺内栖云院旧址动工修建院舍，先后建有大讲堂、教室、宿舍、膳堂、厨房、休息所、办公室、招待处等。1925年1月，圆瑛法师撰写《泉州开元慈儿院缘起文》和《泉州开元慈儿院简章》在杂志上发布，向社会各界广为宣传。5月10日，转道和尚进院担任开元寺方丈及慈儿院院长。7月，转道和尚返回新加坡料理普陀寺和天福宫事务，院务遂由园瑛法师主持。8月，慈儿院各项建筑基本完成，开始对外招生。10月2日中秋节，举行开幕礼，邀请各界到院观礼。及此，泉州开元慈儿院正式成立。
跨国慈善网络的构建
泉州开元慈儿院成立后，收留孤儿数一直不敷所需，为扩充招生额以及建立基金保证长期运行，圆瑛法师决定于1926年初前往南洋开展募捐。为确保募捐取得成效，圆瑛法师行前专门准备了晋江县公署证明书一份、晋江商会信函六封、晋江绅耆信函四封、厦门江夏堂信函三封以及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介绍信二封。这其中晋江商会的六封信函分别写给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中华总商会和晋江会馆，信函内容简略介绍了慈儿院创办情况，呼吁商界领袖支持圆瑛法师的募捐之行。晋江绅耆的四封信函是由吴增、曾遒、黄傅扶、王冠群、庄焯元、黄天机、陈育才七人共同联名，其中吴增、曾遒、王冠群、陈育才四人为晚清举人，为泉州地方有名望的士绅，这四封信函分别写给新加坡、槟榔屿两地中华总商会和晋江会馆，内容大致与商会信函相同。厦门江夏堂的三封信函分别写给新加坡、槟榔屿两地江夏堂和槟榔屿宗和社社长黄禄珍，信函内容以开元寺原为黄氏祖舍名义呼吁黄氏宗亲给予赞助。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介绍信二封，一封是写给新加坡侨社领袖陈嘉庚，信函内容提及“兹有泉州开元慈儿院院长圆瑛法师前往厦门南普陀寺讲经，即与相识，此师学问渊博，热心慈善教育，常到本校演说，得其互助之处颇多，此次远渡南洋，欲为该院筹募基金，到祈赐与接见，指导一切”，另一封不详。一切准备妥当后，圆瑛法师踏上了至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缅甸等地的募捐行程。
以泉州开元慈儿院为中心的华侨跨国慈善网络是通过以下几种网络渠道进行构建的，即商会网络、同乡网络、宗亲网络、私人网络、宗教网络、舆论网络。一、商会网络。圆瑛法师募捐行前晋江商会即为其备函联络南洋多地的中华总商会，而圆瑛法师离开新加坡前往各埠募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为其备函联络各埠商会，转道和尚前往缅甸募捐，新加坡和马六甲的中华总商会也备函为其介绍。二、同乡网络。圆瑛法师前往南洋各埠均去拜访当地的晋属同乡组织晋江会馆，争取支持，而在没有成立晋属同乡组织的地方，则去联络属地范围更广的同乡组织，如转道和尚在缅甸联系的福建公司。三、宗亲网络。由于开元慈儿院与黄氏宗族具有深厚渊源，圆瑛法师行前即请黄氏江夏堂为其备函联络南洋各地江夏堂，而在新加坡的黄氏族亲如黄曼士也出函为其介绍各埠的黄氏宗亲。四、私人网络。一些慈儿院的支持者还通过私人朋友关系为慈儿院募捐牵线搭桥，如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出函介绍圆瑛法师与陈嘉庚相见、蔴坡林彬卿致函芙蓉、金宝、打巴、安顺等地友人介绍圆瑛法师募捐行程，吁请予以赞助等。五、宗教网络。开元慈儿院为佛教界创办的慈善机构加之圆瑛法师和转道和尚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使其得以在南洋各地佛教信众中获得广泛支持，如新加坡董事部董事李俊承、缅甸董事部名誉会长高万邦、会长陈清韵等均为佛教居士。六、舆论网络。圆瑛法师十分重视发挥舆论在募捐中的作用，抵达新加坡后不久就在《南洋商报》《叻报》《新国民日报》等各大报刊上发布消息和广告，宣传募捐的意义，力图引起侨众的关注，并为募捐的真实性证明。通过上述几种网络渠道的共同合力，这一华侨跨国慈善网络才最终得以构建完成。
跨国慈善网络的运行
圆瑛法师1926年初步建立起以开元慈儿院为中心的华侨跨国慈善网络，次年这一网络便开始运行并发挥作用。网络的节点之一的新加坡董事部将所保管基金一部分存放新加坡陈嘉庚公司收取年息，每年固定汇寄给慈儿院，其中当年收息480元，1928年1929年两年皆收息1920元。此后可能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年息收入下降，1934-1936年年收息降至1440元。新加坡董事部其余基金如何处理不明，但1927年除年息收后除年息收入还汇来2500元，1928年汇来1500元，1929年后初年息收入就无再汇寄其它款项。网络的节点之二的马六甲董事部将所保管基金用于购入产树乳园(橡胶园)五十一基甲，每年可获得息金收入，但这一收入随着橡胶价格的涨跌而浮动不定，1927-1934年大致每年皆可收入约2000元，1936年则降至1000余元。网络的节点之三槟榔屿劝捐委员会1927年汇来1000元，后再无汇寄款项。网络的节点之四之后成立的缅甸董事会将所保管基金用于购入蔡公洲龙眼果宅，每年可获得收入约300余元。以上中的三项成为慈儿院每年固定收入来源之一，一直持续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之时。抗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联络，新加坡和马六甲两地董事部恢复汇寄款项。
除了提供资金外，海外董事部还积极为慈儿院代言争取政府当局的支持。如1934年，新加坡董事部通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晋江县府呈函申请为慈儿院拨款补助。晋江县府将该函转呈省教育厅呈请补助，省教育厅派人前来调查后报请省府批准，省府决定给予补助，并于次年7月起发给每月50元补助费。而董事部自身也有进行新老更替，以保持正常运转。如新加坡董事部董事长林志义1929年逝世后，即由副董事长薛武院接任董事长;马六甲董事部也曾进行改选，吴志渊和吴仲顶分别接任正副董事长。
综上所述，以开元慈儿院为中心的华侨跨国慈善网络主要通过四个节点运行并发挥作用，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其所提供的资金成为慈儿院长期固定收入来源之一，是慈儿院能够维持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一慈善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四个节点，其所传播的慈善理念和所起的示范性效应很可能已广及南洋地区的诸多侨众，促使其支持赞助慈儿院的事业。例如新加坡著名侨商胡文虎1935年冬来泉即专程到慈儿院参观，并慷慨捐献5000元为该院修建工场和宿舍。又如，抗战胜利后，侨汇一畅通，菲律宾信愿寺中华佛教会和妇女慰劳会即分别捐助50万元和170万元，以助慈儿院度过经济难关。可以说，华侨跨国慈善网络对开元慈儿院而言已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慈儿院存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