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的“七·七”抗日献金运动

　　(一)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向我挑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各国驻华使节都汇聚武汉，武汉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国的中心。正因如此，日寇在占领徐州后便认定：“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他们集中40万以上的大军向武汉发动了疯狂进攻，1938年7月4日占领江西湖口，进逼九江和武汉。沿途施放毒气，并对武汉狂轰滥炸，造成我国大量军民伤亡。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御侮救亡，出现了许多牺牲救国的英雄，演出了一幕幕抗日救亡的活剧。武汉人民1938年“七·七”抗日献金运动便是其中一曲气壮山河、慷慨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高昂颂歌。

　　在日寇步步进逼并对武汉狂轰滥炸情况下，为避免无谓伤亡并保存实力，我一面坚决保卫大武汉，一面将在汉的一些机关、工厂、学校西迁。为了表达和激励武汉和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切实支援前线抗战，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武汉和全国发动一场抗日献金运动。国民党的政治部部长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不以为然，认为有钱的人大多走了，没钱的又没有什么可献，不如干脆来个硬性摊派，否则场面将冷冷清清，让人看笑话。但周、郭充分认识到武汉和全国群众蕴藏的浓郁的爱国情怀，坚持要按计划办，陈才勉强答应。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武汉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献金运动在武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二)

　　原定7月7日至9日3天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汉口水塔旁、江汉关前、世界大戏院门首、三民路铜像处、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轮渡码头设6个固定献金台，另设一个流动献金台，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等女界名流各主持一个。献金那几天，开始是骄阳烈日、酷暑难当，接着又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随时还要防着日寇飞机轰炸。但献金情形却像郭沫若所描绘的“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一句话，简直是狂了”。三镇万人空巷，像炸开了锅一样，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了献金台。到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面对如此炽烈的爱国场面，组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时间延长两天，到7月11日。

　　当时经过疏散，武汉的人口已不足50万，但献金的人次却在100万人次以上。献金者的阶层广泛，涵盖方方面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乳臭未干的孩子;有达官显贵、富商大贾、社会名流，也有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乞丐以及不入流的难民。他们平时风马牛不相及，有些甚至相互对立、仇深似海，却在河山将要变色的时刻，走到一起来了。爱国爱邦之情弥合了个人恩怨、阶级沟整，把各色人等凝聚在一起。许多情景极其悲壮，催人泪下;许多情景促人猛醒，走上疆场!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乘一辆卡车到江汉关前，献出中共一个月的党费1000元和八路军将土一日节食的餐费1000元，王明、博古、邓颖超等6位国民参政员一月的工资2100元，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一月的工资240元。在他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工厂老板、房东、店主也有捐献;平时生活已很困难的平汉、粤汉铁路工人分别送来1300元和3000元。7月8日，600多人力车夫排着长队，逐个在水塔前献出他们当日辛劳挣来的全部收入。汉阳某乡农民捧着祖传的一个金元宝送来了。1930年代著名电影“体育皇后”黎莉莉(钱壮飞烈士之女)献出了新婚丈夫送给她的结婚戒指。许多菜贩和其他小贩，把当日的收入捐到献金箱里，一个卖唱的盲人捧着三弦琴从40里路外赶来，献出了他连日所得的5元钱。7日当天各报都登载了武汉各剧院及其2000名从业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各界先生们，我们都是渺小的戏剧从业者，可是也知道‘匹夫有责’。‘七·七’事变到现在，除了演过48次劳军以及救济难民、救济难童等公演外，今天又共同举行这个‘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受伤官兵献金公演’，这一次是我们12家戏院经营者捐出房租开支，2000多大小职工演员捐出一天薪酬勉力完成的。请诸位鼓励我们这点赤忱，踊跃购票，这样就可以多慰问一位出征军人的家属或受伤官兵。”真是志向高洁，忠义动天。他们同时将6日、8日演出的收入一并捐出。

　　那些一无所有者、今日不知明日温饱者，包括乞丐、擦皮鞋的小孩，一天来儿趟、十几趟，把刚刚收到的几角几分钱投入箱中。经常在江汉关附近要饭的乞丐赵义，大热天还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却虔诚地走向献金台，往箱里捐进了一角镍币。他用地道的汉口话说，我们要尽力爱国，不能当亡国奴!感动得围观的人，有的取下子上的手镯子，有的摸出身上仅有的毛票、铜子。一些青楼女子也络绎走到水塔献金台前，其中一位叫刘建农的，前天已献出10元，这次又献出100元，致使当时报纸感动地写道，过去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如今应改为“商女亦知亡国恨”了。在武昌司门口，湖北救济院里的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派来8位代表将他们节食攒下的10元7角3分钱献了出来。武昌乞丐教养所的孩子绝食一天，省下的20元钱也献到台上。

　　最难得的是沦陷区逃难来的难民。有钱的都已转往他处了，剩下的多是一些两手空空、风餐露宿的。他们满腔国仇家恨，深知亡国奴的悲痛，也是爱国不落人后。流亡学生无家无业、没有生活来源，只得上街擦皮鞋或出卖自绘的抗战形势图，许多人同情他们，一角的给一元，一元的给三五元，他们当场将这些钱投到献金箱里。一位60多岁，衣衫槛楼、弓腰驼背的卖药人，一天拄着拐杖来献了三次，一次是前几天卖药所得，二次三次是当天卖药所得。他说，他从河北来，全家人都被鬼子杀光了，国亡家破，连命都保不了，还要钱干什么?讲时声泪俱下，引得一片同情和哭泣声，更多的是义愤填膺、慷慨救国的呼喊声。一位北平来的难民无钱可献，献出了一柄他引以自豪的曾杀过鬼子的大刀……

　　(三)

　　这次献金运动正如《新华日报》评论的“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从物质层面来说，这次活动共募得价值100万元以上的现金和实物。一部分送到了保卫大武汉的前线，解决了前线将士的燃眉之急，有助于提升士气，鼓舞斗志;一部分购买了前线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再分到各战区，解决了受伤将士的救死扶伤的大事;还有一部分送到各地慰劳总会，慰劳伤员、抚恤阵亡将士，救济失业、流亡的难民和学生。100万元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在抗战军兴、财政吃紧的时期，尤其如此。

　　从精神层面上讲，献金过程，就是抗战的宣传和鼓动的过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精神被贯彻到抗日战争的始终。武汉和全国人民抗日御侮的精神是中国抗战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能打败任何侵略者、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

　　这次活动也彰显了武汉人革命和建设“敢为人先”、爱国不甘人后的抱负。在日寇步步进逼，机关、工厂、学校已经内迁，时时有敌机轰炸，随时会城廓变色、国亡家破的逆境下，慷慨献金、团结御侮，表现了一牺牲自我、誓死捍卫乡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重温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献金运动，唤起武汉人民对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记忆，不仅可以彰显武汉历史文化丰富的内涵，更可以突出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积淀和个性魅力。这对武汉建成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都是大有禅益的。

　　(据《楚天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