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善堂的浙江经验——片云堂

　　浙江宁波鄞县籍旅新加坡华侨胡嘉烈(1911—1977)，称得上是旅居海外的著名胡姓华人，是在南洋一带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巨商。

　　胡嘉烈旅居海外半个多世纪，曾担任多个侨团负责人。他热心侨居地公益，20世纪30年代就向三江公学捐资并捐献一辆校车，并捐助三江小学、三江公墓;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委员，积极捐赠医药、寒衣，承购爱国公债。他“急公好义，服务社会大众，举凡慈善教育公益事业，靡不慨解义囊，悉心以赴，尤对同乡会馆，更其关心，深获三江同乡所景仰”，而且行善从不具实名，“无论各种巨细捐献，皆以宁波同乡会‘甬’字标记名之”，被新加坡华人社会称为“一代善人”。

　　同时，他也积极关心祖籍地民生福祉。如1943—1949年期间，每年向收入不敷支出的母校文山小学捐赠1.5万斤稻谷作为学校常年开支经费，占该校同期办学经费的一半，极大地改善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待遇和办学条件;抗战胜利后，他捐资修建花园村豫章桥、太平桥和地方道路，捐助4艘渡船给奉化江村镇义渡;1947—1949年，向胡家坟村和花园村捐赠消防设备——机动水龙1台，在当时“开农村机动水龙的先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如既往地在家乡开展社会公益。1950年起，陆续乐助浙江奉化孤儿院;1956年，先后捐助胡家坟村柴油机2台和花园村柴油机1台，以支援当地农业高级合作社开展农业机械化生产;20世纪60年代初，鄞县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以致粮荒，不少村民饥饿流离，他急从香港运来30吨尿素分赠胡家坟大队和花园大队，以及捐赠3台抽水机;同年，他用特殊的方式为其夫人50岁祝寿——从泰国购买9吨大米分济胡家坟村和花园村的灾民;从1956年开始到1962年，为改善环境和节约耕地，他捐资42万港币约合时价17万人民币在胡家坟村西荒冢圈用约40亩地建造“文山公墓”;1962年8月，他应允茅山公社中心小学校长和胡家坟村党支部之筹议，资助母校8000元捐资建造“文康楼”图书馆，并赠送楼房1幢和扩建操场，“开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宁波帮在家乡捐资办学之先河”，等等。

　　纵观胡嘉烈一身善迹，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浙江籍华侨中，他毋庸置疑是代表性人物。其中，1941年在家乡创设慈善机构“片云堂”的义举，是他慈善人生的标杆。

　　片云堂创办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大幅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飙升，全国多省份都曾发生粮荒，老百姓们生活困苦。而浙东地区在1941年沦陷之后，日寇通过强迫派粮和抢掠粮食来供应其军需，敌伪政权还对非农业户更是实行数日才发售一次“户口米”政策，该地区乡民陷入严重饥荒之中。胡嘉烈的祖籍地就处于沦陷区，村民们半饥半饱，有的以糠菜充饥，有的甚至因为过度饥饿而死亡。此时身在南洋的胡嘉烈闻讯，为了组织好乡民的赈济，即委托故里亲友在本乡设立慈善机构——片云堂，“出钱购粮救济生活困难的乡亲，此义举一直持续至宁波解放”。

　　胡嘉烈创建善堂除了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之外，还深受鄞县传统慈风善俗的影响。鄞地自古有乐善好施之风。据《鄞州慈善志》对各式慈善人物的统计，有名有姓者即达380人之多。其中，就出现了一批以旅外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基于自身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以创办慈善机构或团体为主。而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该地区的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打击。在此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只有少数旅外团体与个人仍坚持资助家乡。而胡嘉烈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做好应对准备，一边“指示分支机构、分散隐蔽物资”，一边又抓住商机收进贬值的地产和外币，然后把握时机抛售。由于胡嘉烈敏锐的商业头脑，充分利用了战争前后的市场波动，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而且获利丰厚，这为其同时期创建片云堂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从举办善堂动因来看，胡嘉烈在战火中急建的片云堂充分彰显了近代华侨在家国危难中的桑梓情深与社会责任感。

　　片云堂施赈对象

　　中国古代赈济一般针对的是鳏寡孤独之人，胡家坟村在胡嘉烈设立片云堂之前，其公堂祠产就有在天灾人祸之际对本村贫困人家进行赈济的传统。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接受赈济，他们认为这种赈济是对鳏寡无后者的救助。因此，胡嘉烈顾及受助村民的心理，对设立的慈善机构用心择名。“为不使受惠者蒙受‘吃舍米’这一不雅的称呼”，胡嘉烈特地将善堂命名为“片云堂”，意指其“愿作一片云，稍荫‘暴日’烤晒的乡亲”，亦因此，“泽彼有限，择族中贤者主其事”。从这个堂名寓意可窥见胡嘉烈对受惠者施行善事时所持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出慈善本应有一种平等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施舍。胡嘉烈能够换位思考而行善，这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慈善观念。

　　胡嘉烈的行善不仅仅体现在对受助者的人文关怀，更体现在对贫困乡民的实际赈济中。片云堂的赈济对象与原来胡家坟村祠堂相比稍有扩大，祠堂原来的赈济对象一般为本族成员和部分乡民，惠众面较窄。片云堂则将施赈范围由胡家坟本村族人扩大为本村村民并拓展到其妻祖籍所在的花园村中的生活困难村民，只要向片云堂申请，即可获得救济。后来，济贫的空间进一步延展，鄞县西郊石碶一带由其嫂兄弟郁镇南掌管，余姚陆家埠地区委托其胞兄的学徒实施，奉化县江后顾村则通过其姐夫颐宝庆负责，从中可见，片云堂的受助对象是与胡嘉烈及妻有一定乡缘、地缘关系的乡民。同时，在对贫困乡民进行赈济时还规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受困者绝不资助。”这一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些好懒成性的人依赖善堂救济，并赋有教养结合的慈善理念;另一方面，保证了真正因战争而遭受饥荒的村民们受到救济。所以，从救济对象来考量，片云堂更多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慈善的“亲缘”特征，注重“五缘”范围的救助，但又不限于宗族内的救助，而是应势、因时调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片云堂运作机制

　　鄞地作为较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外国教会为能在该地顺利开展传教活动，兴办了大量的教会慈善设施，推动了鄞县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在西方慈善运行机制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旅外的鄞县籍华侨即成为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力。而该时期在鄞县籍旅外华侨中较有代表性的即为胡嘉烈，从其设立的慈善机构片云堂中可窥见近代化的慈善捐赠理念和模式。

　　首先，稳定的经费来源是片云堂创建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片云堂是由胡嘉烈个人捐资兴办的慈善机构，因此，片云堂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胡嘉烈个人，生存与发展情状也全赖其一己之力。特别是“此举系出在立兴开业不到5年”之际，胡嘉烈“财力尚还不是十分丰富的阶段”，所以尤为可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旅居新加坡的胡嘉烈是通过寄外汇的方式为善堂提供资金。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胡嘉烈预估新加坡至宁波、上海等中国内地的外汇可能会因战争而中断，为预防片云堂的经费来源受到战争的影响，将自己在国内的企业——上海立兴申庄作为赈济片云堂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这种赈款来源较之于闽粤侨乡依赖侨汇为主的捐资，就有效地避免了因战争而中断救济款的窘境，而且立兴公司是一家以购销为主的全球网络型贸易公司，资金可以在世界各分公司甚至客户方调度，况且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购运粮食给乡民。所以，片云堂的救济事业并未因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41年宁波沦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及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而中断。当然，与其他慈善机构相比，其捐赠主体较为单一，并没有开展社会捐款、同仁捐款等善堂常见的捐款方式。由此可见，胡嘉烈个人充足的财力是片云堂善款来源的唯一保障，“最多时年赈济稻谷款达8000余元，相当于稻谷1.2万斤”。

　　其次，从片云堂内部的组织设置来看，片云堂由于其资金和规模有限，所以它的运行机制介于传统的总协值理制与近代化的董事会之间。片云堂的救助对象为胡家坟村人和其妻祖籍地花园村村民，因此，在两地分别设立机构。由于胡嘉烈本人常年旅居新加坡经商，所以在慈善机构内部，其请本族贤者或亲信一人代为打理负责善堂大小事务，同时，下设三人分别从事财务记账、出纳、监证。“该堂胡家坟村由胡嘉昌全面负责，族人胡树涛为财务记账，胡嘉财为出纳，胡善祥为监证人。花园村由妻兄徐谋裕掌管”。在赈济款的发放方面，申请救助的贫苦乡民需“经监证人签章后，即可到财务处领取救助费”，这样加强了对整个赈济款发放过程的监督管理。

　　最后，从片云堂开展的慈善方式来看，其主要是通过粮食平粜进行赈济，以此来帮助村民解决战乱饥荒之年的粮食问题。平粜粮食在古代是指政府在荒年平抑市场粮食价格以达到救灾救荒的一种方式，即在青苗不接时，将所存粮食以平价向贫民限量供应出售，以发挥救济民众的作用。而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灾祸频繁，这种粮食救灾的方式被政府和地方士绅频繁运用到赈济灾民之中。片云堂也正是运用了这一成熟的赈济形式，其规定：胡家坟村族人，每年有60个名额的贫困户可以领取全年口粮500市斤。如名额超出，协商后酌情增加，数量由掌管酌情而定;对其妻家花园村，也按相同标准接济。当名额超过时，指令片云堂从外地购进稻谷，以市场粮价的10%低价贱卖给贫苦求告者。这一救济善举有效地缓解了当时胡家坟村和花园村因战乱遭受饥荒的贫苦民众的生计问题。所以，从慈善机构的运作来考察，片云堂紧紧抓住善款来源、公平程序和长效机制三个核心，虽为善堂性质但不同于传统善堂，从关照贫困族人开始但不限于本宗族成员，赈济战时或日常民众最急需的谷物，但不采取简单的应急施粥施粮。

　　胡嘉烈以家国安危为己任，在危局中创办片云堂济贫的进程，既处在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宏大背景与侨乡社会的细微生活之间，也处于近现代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动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日常嬗变之中，能够坚持22年之久，无疑是海外华侨在国内创办善堂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近代地方慈善组织寻求生存的一个真实缩影。(据《八桂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