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兴学褒奖条例 ——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捐赠法规
南洋华侨陈嘉庚自民国初年就多次捐资，计达数十万元，先后创办集美小学、师范及中学及同安县属男女小学，并设立集美基金；自1920年起，他又与多人捐资筹建厦门大学，十余年间慨捐400万元。图为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即温楼开校
中华民国肇建后，北京政府颁布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义赈奖劝章程》《褒扬条例》等多部褒奖慈善捐赠行为的法律法规。其中，1913年颁行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有关慈善捐赠方面的专门法规，经北京政府数次修订完善，成为民国时期社会救济、卫生、水利等领域同类法规的蓝本。事实上，该条例不仅在立法学上极具蓝本意义，且在民国教育史、慈善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立法动因
一是促进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1911年辛亥革命巨变，给新式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华民国甫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就先后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教育改革，颁行了“壬子癸丑学制”，建起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这就为民国初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北京政府教育部统计，1912-1913年，全国各类学校总数从87272所增至108448所，学生从2933387人增至3643206人。在短短两年内，全国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长迅猛，一方面反映出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则表明它亟需新政府投入更多的教育经费，以保持其良性发展。然而共和肇基之初，国家财政十分困窘，教育经费尤为困难。为激发民众的捐赠热情，民国建元后，教育部即开始酝酿制订褒奖捐资兴学法案，并明确立法旨趣为“奖劝人民捐私财襄公益，借补国家财力之不逮”。
二是促进政权更替后法律衔接的需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因各项法律未及制订颁行，曾规定所有前清施行的法律，除与国体相抵触者外，都得以暂行援用。与此同时，各省为兴学捐赠者频频向中央呈请援例旌奖。在各省为地方绅民捐资兴学请奖之案不断呈报中央的情形下，民国北京政府及教育部迅即启动了相关的立法活动，以弥补因政权更替带来的法律空缺与不适问题，促进与前清法律的衔接。
三是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需要。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在较短时间内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但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不能局限于教育领域内立法，还关涉到社会、经济、文化多个领域，亦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期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如果缺乏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相配合，或是不同的法律条文相抵牾，也将影响教育事业健康蓬勃发展。具体而言，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充足的经费是最基本的保障。由此，加强慈善捐赠褒奖立法，将捐赠者的捐资兴学行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施以奖励，不仅是激发民众捐资兴学积极性、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必要的保障性举措，也是呼应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内在需要。
立法内容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的条文并不繁复，其言简而意赅，主要内容涵括法规调整规范对象、捐资兴学褒奖标准、给奖办法、褒章执照图式等方面。后经三次修订，大抵为相关条款的变更与完善。
一是调整规范对象。1913年《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准由地方长官开列事实，呈请褒奖。其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宣讲所诸有关教育事业者，准照前项办理。”由此而知，捐赠主体为国民，受赠对象除学校之外，还可为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宣讲所等相关教育机构。1914年，教育部提出修正建议，同年10月公布了修正条例。第一条增列一款：“华侨在国外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培育本国子弟，准由各驻在领事开列事实表册，详请褒奖。”第三、四条则规定私人结合之团体、遗嘱捐资或捐资者未得褒奖而身故时，“其款逾千元者，分别奖给一、二、三等褒状;至一万元以上者，得奖给匾额”。这样，作为法规调整规范对象的捐赠者，其内涵更完备、外延更周全，不再局限于定居国内的公民，也包括旅居国外的华侨，且由自然人扩大到法人。此后，1918年、1925年两次修订《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均沿用上述界定，仅在褒奖等次上对捐资款额有所调整。
二是捐资数额褒奖标准。1913年《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对捐资数额分为七等，分别给予不同的褒奖。具体言之：“一、捐资至一百元者，奖给银质三等褒章;二、捐资至三百元者，奖给银质二等褒章;三、捐资至五百元者，奖给银质一等褒章;四、捐资至一千元者，奖给金质三等褒章;五、捐资至三千元者，奖给金质二等褒章;六、捐资至五千元者，奖给金质一等褒章;七、捐资至一万元者，奖给匾额并金质一等褒章。”该条在1914年修正条例中基本沿袭，仅将金质、银质褒章改为金色、银色，以便与此前颁布的《褒扬条例》规定相符，而1918年、1925年条例则删去其中第七款。
三是给奖办法。最初，条例对捐赠者的褒奖按其捐资数额多寡分为褒章、褒状和匾额三种，而私人结合之团体以及遗嘱捐资或捐资者未得褒奖而身故者，则只授予褒状、匾额。褒章材质原有金、银两种，1914年修正案将其改作外观色泽为金、银两色，亦按捐资多寡分三等授予。而条例迭次修订，主要涉及一般褒奖、特别褒奖、团体捐资与遗嘱捐资等方面内容。由于捐赠主体不同、捐资数额多寡以及应授褒奖等第的差别，各条例所订褒奖办法在程序、内容上亦有所异。
四是褒章及执照图式说明。《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在1913年首次公布施行时，于附则中规定了褒章名称及执照图式。褒章谓之“嘉祥章”，“中列篆文‘羊’字，周环嘉禾”。其释义说，兴学为“国之祥也，故取羊”，而羊是温和慈爱的动物，“凡善、义、美、养等字，皆从羊，兹取之以喻兴学之士”。周围饰以嘉禾，则为国徽象征。同时，附则标示了三种不同等次褒章的直径分寸大小，并规定褒章绶带颜色及佩用仪式，即绶带由红、白二色相间，共五列组成，褒章应佩带于上衣左襟之上。另附有褒章、匾额执照和褒状格式，执照或褒状先填写捐资者姓名，随后在空白处详记其捐资兴学事实。
实施效果
北京政府《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的立法宗旨在于鼓励民众捐资兴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纵观该条例的颁行、数次修订及其十余年的实施情形，应该说已达到其立法初衷，为民国文化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发展发挥了推进与保障作用。
其一，激发了民众的慈善捐赠热情，捐资人数和款额总体呈增长趋向。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自1913年“公布以来，各省报部援例请奖之案历有多起”。据教育部统计，仅条例实施的当年，全国各省捐资兴学在千元以上者有250人，捐资总额为784622元。这表明，民国政府刚刚肇建即以立法形式褒奖捐资兴学者，此举深得人心“，资鼓励而昭激劝”之效很快彰显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慷慨解囊、襄助教育之举在民初地方社会蔚成风习。
从捐资人数上看，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广东、福建、江西、奉天、湖南、安徽等省居全国前10位，其中苏、浙两省最多，分别为331人、247人;就捐资金额来论，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安徽、湖南、奉天、广东、福建、吉林等省居前10位，苏、浙两省亦遥遥领先，均超过200万元。
民国时期，不乏捐赠较慷慨的富商巨贾，他们捐资兴学动辄成千上万元，固然是慈善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普通民众资财有限，捐献款物也许并不算多，但其素受乐善好施风习浸染，常怀积德行善之心，所蕴藏的捐赠热情与能量却不应忽视，集腋成裘，积沙成塔，这些小额捐赠积聚起来，犹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汇成的滔滔善源，它同样有助于推动民国教育事业的兴盛与发展。有研究表明，民国前期，全国每笔兴学捐款额平均为5044元，超过此平均数的仅苏、浙、皖、沪、湘、豫等6省市，一般捐款数额并不太高。正缘于普通民众涓涓细流般的捐赠，慈善教育事业才将更可持续地发展，更为绵长久远。事实上，众多捐资兴学者家境并不殷富，却富有仁心善念，乐善好施。如湖南永顺孀妇王丁氏、王谢氏、王瞿氏等人，1912年捐赠亡夫遗产开办励志高等小学，后来又缩衣节食，陆续捐助两千余元充作办学经费。此类事例在民国各地并不少见，其事可嘉，其情感人。据民国期刊报道，至1915年4月，湖南省已有6县23人捐资兴学获得教育部褒奖。
从时序上分析，1913年《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明确了法律适用的溯及力，因而民国元年前后受褒奖者人数众多，捐资数额形成井喷之势。据北京政府教育部统计，因清末宣统二、三年捐资兴学而受褒奖者累计117人次，捐赠额为62万余元;1912年骤增至488人次，高达225万余元，为民国前期捐资兴学褒奖情形的峰值。显然，这是该条例规定的法律溯及力所致，后来条款修订改自民国元年起，1914-1921年间，全国捐资兴学便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常态，每年捐资受褒奖者大约在百人左右，捐资额大抵在20-60万元之间。此后，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等因素也影响到该条例的实施成效，捐款随之减少。
其二，改善了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颁布后，各省捐资兴学的善举频频，或以私财创办学校，或捐赠款物充当办学经费，“于振兴教育颇多效力”。如江苏东台人蔡映辰，在清光绪、宣统年间就曾捐资创办或倡办启秀藏书社、栟茶市公立启秀初高两等小学、私立蔡氏女学、公立康庄初等小学等多所学校，以惠乡民族人。民国以后，他又陆续创办私立蔡氏幼志初等小学、栟茶市公立西区初等小学、公立浒陵初等小学，并接办公立南区初等小学，还在启秀小学内特设师范传习所及蚕桑传习所，“先后成就甚众”，历年毕业生及在校生近700人。蔡映辰身兼各校校长，极力经营，捐助筹垫经费，1913年病笃弥留之际，遗嘱家人，将以前垫款及自置田产、股票等捐入各校，作为永远基本产业，并以广生油厂股本银500两的岁息捐为津贴，用于当地贫苦学生出外求学的补助费。综上各项，蔡氏在民国初年赠总额合银多达3万余元。蔡氏屡捐资财，广设小学，不仅改善了地方社会的办学设施，且对启蒙幼童及兴学重教风尚也有倡率之功。民国前期，许多中小学校尚属草创，经费支绌，如蔡氏等人的捐赠犹如雪中送炭，纾解了它们的燃眉之急，有助于改善教学条件，以维系教学运转或扩大办学规模。
1914年《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对华侨捐资兴学一律由教育部给奖，以示优异。华侨捐资兴学热情逐渐高涨，在国内创办起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以闽粤两省最多。如福建省，“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华侨创办小学约110所。从1925-1927年，晋江县120所学校中，侨办和侨助的学校有53所，占46%;厦门在抗战前有39所学校，其中17所都由华侨捐资创办或助办，占45%”。这仅仅是民国前期华侨捐资兴学之一斑，其时华侨捐资兴学范围已从中小学逐步扩展到师范、中专、职业学校，乃至大学及教育基金，成为侨乡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华侨慨捐兴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教育经费的不足，促进了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华侨对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还不独局限于侨乡，其捐办高等教育及创设教育基金，影响广及全国，惠泽众多莘莘学子。
(据《社会科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