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态教育嵌入真实治理场景
让生态教育更好服务环境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把专业治理转化为社会共识，把制度要求转化为公众行动。无论是流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还是低碳生活、无废城市建设，都离不开公众理解、支持和参与。生态教育正是连接环境治理与社会参与的重要环节。
但从实践看，生态教育与真实治理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一些地方的生态教育还停留在科普讲座、主题活动、节日宣传等层面，教育内容相对泛化，和本地生态资源、突出环境问题、具体治理任务结合不够紧。学生和公众知道“要保护环境”，却不一定理解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怎样参与保护。同时，生态监测、物种保护、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但这些内容还没有充分转化为公众听得懂、愿意学、能够参与的教育资源。
这种脱节影响的不只是教育效果，也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共治的基础。如果生态教育不能进入真实治理场景，就容易停留在一般性宣传;如果公众参与缺少长期培育，就难以形成持续行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既要抓治理工程，也要抓治理能力背后的社会基础。如何把生态教育嵌入真实治理场景，使其成为培养生态文明意识、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凝聚治理合力的重要抓手，是当前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赤水实践看生态教育的场景转化
赤水成立长江生态环境教育联合体，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观察。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重要栖息地。依托这一独特生态空间，联合体以“守护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示范学校”为载体，把珍稀鱼类保护这一真实生态治理任务转化为学校课程、实践活动和社会参与行动，使生态教育有了具体对象、真实场景和持续载体。
这一做法首先改变了生态教育“泛泛而谈”的状况。学生面对的不再只是抽象的环保概念，而是一条真实河流、一类珍稀物种、一项具体保护任务。通过了解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生境、赤水河生态价值和流域保护要求，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河流连通、水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维护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把长江大保护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行动。
赤水实践的关键，还在于通过联合体机制把分散资源组织起来。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将“守护江豚示范学校”的成熟经验引入赤水，支持教师培训、生态社团建设、科普研学和校园文化营造。赤水市第二小学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建立跨区域联动，围绕长江鲟、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开展课程共建、师资交流、学生互访和联合实践。由此，学校教育、社会组织力量、科研资源和地方生态资源被连接到同一平台，生态教育从单次活动转向协同运行。
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推动生态教育从活动化走向常态化。通过“校园活动+保护实践+校园文化”的方式，赤水河珍稀鱼类资源与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学生社团、研学实践相结合，生态理念进入课堂、校园和学生日常。学生不只是听众和参观者，也成为生态知识的学习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通过学生带动家庭、通过家庭影响社区，生态教育的社会扩散效应逐步显现。
以真实问题牵引社会共同参与
赤水案例带来的启示，首先在于生态教育必须以真实问题为牵引。环境保护不是抽象口号，而是由一条条河流、一个个物种、一片片湿地、一个个治理项目构成的具体实践。只有把生态教育放到真实治理对象中，学生和公众才会知道环境保护与自己所在的地方、日常生活和未来发展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教育，比单纯知识普及更能形成稳定认知和行动自觉。
其次，生态教育需要稳定的协同机制。生态教育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课程设计、实践场景和组织能力，单靠学校或单次活动难以长期推进。联合体的价值就在于搭建了一个跨主体协同平台，让生态环境部门、教育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学校能够围绕同一治理主题形成合力。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治理场景和专业指导，教育部门推动课程融入，科研机构提供科学支撑，社会组织承担转化传播，学校负责日常实施。这样的机制越稳定，生态教育越能持续积累。
再次，生态教育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共识。环境治理高度依赖科学支撑，但科学成果只有被公众理解，才能转化为社会行动。珍稀鱼类监测、繁育、保护等成果，经过课程、研学、展陈、社团和志愿服务转化后，才能真正进入青少年认知体系。赤水实践说明，科研不是远离公众的专业活动，也可以成为生态教育的重要资源。把科研成果讲清楚、讲生动、讲到公众心里，是提升环境治理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
这一案例还说明，公众参与要从末端动员转向前端培育。很多环保行动不能等到问题发生后再动员公众，而要在青少年阶段培育生态文明意识、科学素养和公共责任。学校是最稳定的社会教育场域，青少年是连接家庭和社区的重要节点。生态教育如果能够进入学校日常，就有可能通过学生影响家庭，通过家庭影响社会，为环境保护积累更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机制完善中提升育人治污合力
把生态教育嵌入真实治理场景，需要进一步从个案探索走向制度化推进。首先，应建立问题导向的生态教育选题机制。各地可以围绕本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特色生态资源确定教育主题。长江流域可聚焦水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护，黄河流域可聚焦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水土保持，湖泊地区可聚焦水环境治理和湿地保护，城市地区可聚焦低碳生活、无废城市建设和绿色社区治理。选题来自真实问题，教育才有现实根基。
其次，应完善多方协同的组织机制。生态环境、教育、科技等部门可加强协同，推动学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环保设施开放单位共同参与，形成稳定合作框架。要避免生态教育“谁有热情谁来做、哪里有项目哪里做”的随意性，逐步形成责任清晰、资源共享、运行持续的工作机制。
第三，应推动生态教育课程化、常态化。要把生态教育从主题活动拓展为课程资源、社团活动、研学实践、志愿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通过课程共建、教师培训、学生实践、成果展示等方式，让生态文明教育进入学校日常运行。特别是要培养一批懂生态、会教学、能组织实践的教师队伍，提高生态教育质量。
第四，应加强科研成果的公众转化。生态监测数据、污染治理案例、生态修复成效、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都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科普读本、数字展陈、研学线路、实践手册和案例课程等形式，把专业成果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和参与的内容，增强生态教育的科学性、吸引力和传播力。
第五，应建立评价反馈机制。衡量生态教育成效，不能只看开展了多少活动、覆盖了多少学生，还要看学生生态认知是否提升、行为习惯是否改变、家庭和社区是否被带动、治理参与是否增强。通过持续评价和反馈，推动生态教育真正服务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共治。
美丽中国建设既要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上持续用力，也要在人的生态文明素养培育上久久为功。赤水长江生态环境教育联合体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一所学校、一条河流、一个物种保护行动开始，逐步连接家庭、社会和流域治理体系。把生态教育嵌入真实治理场景，就是把环境保护从专业部门的治理任务，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行动。（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寇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