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晓：老龄化不是问题，不适应才是问题——中国需重构照护型社会以应对“超老龄”挑战

　　4月21日，“AI(爱)与未来·向善向新”2026公益年会在北大承泽园举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梁春晓发表主旨演讲，直面中国“超老龄社会”的独特挑战。他指出，中国老龄化呈现“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超稳结构”四大特征，叠加“未富先老”与“三化同步”(老龄化、城市化、数字化)，正面临“不适应”这一核心矛盾。公益慈善需从“补救式帮扶”转向“系统性重构”，激活社会资源，推动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适老转型。

　　中国老龄化的“四超”特征与“三化”共振

　　梁春晓用一组数据勾勒中国老龄化的严峻现实：

　　• 超大规模：2070年前，中国将一直是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54年前后老龄人口占比将稳定在34%左右高位;

　　• 超快速度：老龄化进程全球最快，从7%到14%仅用25年(法国用115年，美国用69年);

　　• 超早阶段：在人均GDP约1万美元时进入老龄化，远低于发达国家进入同等阶段时的水平，“未富先老”带来巨大财务压力;

　　• 超稳结构：2054年后老龄化率长期高位稳定，形成“超稳老龄化结构”。

　　更严峻的是，中国面临“三化同步”——老龄化与城市化、数字化几乎同时展开，导致代际数字鸿沟、城乡/区域老龄化分布不均等问题叠加，形成“复杂老龄化”。“西方是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再老龄化，我们是‘三化’齐头并进，挑战完全不同。”梁春晓说。

　　家庭瓦解与“第三人生”：传统养老体系失效

　　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养老体系正加速崩塌。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三口之家”已成主流。“过去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十几口人照顾一位老人;现在是两代人甚至一代人照顾多位老人，家庭照护功能已基本丧失。”梁春晓指出，中国正从“家庭化照护”转向“社会化照护”，亟需构建强大的照护型社会——这不仅是养老，更包括失能失智照护、重症儿童关怀、终末期患者舒缓等全方位需求。

　　与此同时，老年群体自身发生代际跃变。未来十年，每年将有超2000万“60后”进入老龄，与当前的“30后”“40后”老人形成“断崖式差异”：前者多为独生子女父母，相对富裕，养老观念从“生存型”转向“品质型”;后者则更依赖传统家庭支持。“这两代老人的需求截然不同，我们的服务体系必须跟上。”梁春晓强调。

　　更深刻的变化在于“第三人生”的浮现。随着寿命延长，退休后到失能前出现10-30年的“健康老龄期”。“过去人生是‘工作—退休/失能’两阶段，现在是‘工作—第三人生—失能/护理’三阶段。”梁春晓说，“60岁到75岁，80%的老人健康活跃，根本不需要‘养老’，他们需要的是继续工作、学习、旅行、创造价值。”当前社会将“老龄”等同于“养老”，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

　　核心矛盾：“不适应”而非“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最重大的成就之一(WHO，2002)，但我们的社会还没准备好。”梁春晓直言，当前所有问题根源在于“不适应”——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文化，从基础设施到心理认知，整套体系都是为“年轻社会”设计的，与“老龄社会”严重脱节。

　　这种“不适应”催生多重挑战：

　　• 代际冲突：数字化加速代际数字鸿沟，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认知差异远超上一代与这一代的差异，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 生命关怀缺失：意定监护、生前预嘱、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等生命末期服务严重不足，宗教养老、心灵呵护等多元需求未被满足;

　　• 组织薄弱：传统家庭和单位照护体系瓦解，新的社会化照护体系尚未建立，“社会资源激活不足，社会组织发育滞后”。

　　破局之道：激活社会资源，构建“好的老龄社会”

　　梁春晓提出，公益慈善需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重构”，通过社会创新补齐两大短板：财富不足与组织薄弱。具体路径包括：

　　• 模式创新：推广“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存储兑换)、邻里互助、养老驿站、集中居家养老等模式，构建低成本、可持续的照护网络;

　　• 平台赋能：搭建老龄服务平台，连接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 认知升维：推动“老龄≠养老”的观念转变，重视“第三人生”的价值开发，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 跨界融合：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社会企业、养老经纪人、适老化改造等新职业、新产品。

　　“一个好的老龄社会，是人人不为老龄而焦虑的社会。”梁春晓总结，“不是让老年人‘被养起来’，而是让他们在第三人生中继续发光发热，同时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这才是公益慈善在老龄时代的核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