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嘉玲：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需从“公共服务倾斜”破题，构建多元协同生态

　　“我们多五分钟的等待，可以化解新就业劳动者被困在算法中的处境。”在呼吁社会包容的同时，韩嘉玲更强调公共政策应正视新就业劳动者作为“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的现实。

　　“过去我们常将外卖小哥视为单独劳动者，但他们中近一半人已有子女——他们是承担家庭责任的劳动者。”在近日举行的“新业态·共聚力·益童行”2025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行动研讨会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基于美团4万份数据及货拉拉平台数据，揭示了这一群体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真实面貌。

　　韩嘉玲指出，新就业群体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每五个职工中就有一个是新就业群体”，他们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群体正面临严峻的子女养育挑战。

　　群体画像：从“孤独劳动者”到“家庭支柱”的认知转变

　　韩嘉玲通过对比数据发现，不同平台的新就业群体家庭结构存在差异。美团骑手中有子女的比例为46%-47%，而货拉拉司机这一比例高达80%以上。“他们是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这一认知转变是制定关爱政策的起点。

　　研究显示，新就业群体呈现出与传统认知不同的生育特点：在韩嘉玲的研究中，该群体二孩及以上比例达50%以上，货拉拉平台数据甚至显示二孩和三孩家庭合计占比66%。“一方面能抚育孩子的那些人不生，相对来说抚育能力比较弱的人却生得很多”，这一现象对公共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困境分析：超半数子女留守，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

　　韩嘉玲指出，新就业群体子女面临的核心困境是留守率高企与公共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

　　根据美团数据，超过一半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是留守儿童，货拉拉司机子女留守比例也达40%以上。留守导致亲情陪伴不足、学业辅导薄弱、心理关怀缺失等问题凸显。

　　与此同时，随迁子女在城市面临公共服务壁垒。韩嘉玲特别批评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入学限制：“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儿童数量锐减，公立学校是否应该对这些孩子更加开放?”她呼吁取消“五证”限制，借鉴国际经验实现教育公平。

　　政策建言：从“可及性”到“倾斜性”的范式转变

　　韩嘉玲提出，公共服务政策需要从单纯强调“可及性”转向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支持。

　　“我们的积分制刚好相反——社保缴纳越高，积分越高。”韩嘉玲指出这一政策逻辑的问题，建议公共政策应考虑向新就业群体倾斜。她具体提出三项建议：

　　在教育领域，应打破户籍限制，让非户籍儿童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在医疗方面，需解决医保绑定户籍导致的救助障碍;在住房政策上，应超越“一间房、一张床”的单人导向，考虑家庭居住需求。

　　此外，韩嘉玲还建议借鉴传统就业保障措施，为从事高危工种的新就业群体提供提前退休、子女中考高考加分等政策支持。

　　生态共建：多元协同破解系统性难题

　　韩嘉玲认为，解决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问题需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学界通力协作的多元协同生态。

　　企业层面，韩嘉玲引用数据证明“有子女的骑手工作更趋于稳定”，建议企业将子女教育助学金、课后托管等纳入福利体系，优化用工模式，试点“弹性工时”“亲子驿站”等创新举措。

　　社会组织应提供专业化服务，针对不同年龄段子女需求开发分层项目，整合社区资源保障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地”。

　　社会公众层面，韩嘉玲呼吁消费者多一份理解：“多等待五分钟，可以化解新就业劳动者被困在算法中的处境。”她以在大学演讲的经历说明，通过倡导包容文化，能够减少社会冲突。

　　作为学界代表，韩嘉玲承诺将继续深入调研，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总结实践案例，探索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模式。

　　从单点发力到生态共建，韩嘉玲勾勒出一幅多元协同的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图景。随着公共政策从“可及”走向“倾斜”，这个占职工总数五分之一的群体及其子女，将有望获得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而这一切的起点，是真正认识到：他们不仅是劳动者，更是承担着家庭责任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