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慈善如何筑底共同富裕——浙江省社区慈善的发展实践与未来图景

　　在日前举行的2025全国社区慈善实验项目交流会上，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杨方方教授发布《浙江省社区慈善发展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社区慈善是共同富裕的“筑基工程”，浙江省在推动社区慈善发展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政策引导、资金保障与社会协同相融合的支撑体系，为更广范围内社区慈善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与思考。

　　社区慈善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

　　浙江省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核心认知在于：社区慈善是共同富裕的“筑基工程”。共同富裕指向的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而共享的前提是风险共担，共担的基础则是社会成员间的“共生感”。作为承载多元生活场景的基层社会单元，叠加上慈善活动特有的情感联结功能，能够自然形成“物理空间互动”与“社会情感交融”的双重纽带，是培育“共生感”的理想场域。

　　社区慈善筑底效能的充分发挥仍需系统性引导与培育——

　　纵向上看，社区面临空间连接度弱化的结构性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与技术演进正持续侵蚀着人际间的共生感：社区从“家的延伸”退化为“家的驿站”；现实中的面对面互动被虚拟的碎片化交流所取代，邻里原子化加剧；传统慈善系统公信力不足，动员模式与年轻群体价值认同存在代际断层。

　　横向上看，社区慈善需要在新旧价值坐标系中重新定位——既要与现代慈善的专业化标准对接，又要融入民生保障体系，还需响应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需求。

　　因此，社区慈善要真正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必须推动社区从家的“驿站”到“共同生活圈”，同时建立跨系统的资源融通机制，使社区成为链接多元主体的超级“节点”，促进社会能动的聚合与共生价值的再生产。

　　浙江省社区慈善发展的特点

　　浙江省在推动社区慈善发展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政策引导、资金保障与社会协同相融合的支撑体系。2023年年底，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公益联合启动全国社区慈善实验项目，浙江3个社区入选首批12家试点单位，彰显其在全国的示范引领地位，试点经验正持续向全省辐射，带动整体提质升级。

　　截至2025年9月30日，浙江省已设立社区基金会218个，占全省基金会总数的17.58%（截至2025年6月30日，浙江省共有基金会1240家）；备案社区慈善信托超300单，占全省近三成，信托资金规模达3.03亿元；登记志愿者队伍5.63万支，长期参与慈善的志愿者647.29万人；全省建成独立型慈善空间406处、嵌入型慈善空间2304处、流动型慈善空间1628处，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广覆盖的空间载体。

　　总体来看，浙江社区慈善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资源流动呈现开放性、跨界性与多模态演化趋势。慈善资源不仅在社区内部循环，更实现跨区域的双向互动。绍兴玉兰社区、鲁镇社区等开展对口支援山区项目，形成“输出型慈善”模式;温州瓯海五社村依托侨乡网络，将慈善触角延伸至欧洲多国，“巴黎温州街”“北京浙江村”等都突破地理边界，成为资源回流与情感联结的桥梁。资源配置类型也由传统的生活保障拓展至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关系连接和社会创新投资等多元模式，推动慈善从补偿型向发展型、生态型跃迁。

　　二是空间营造凸显“叙事力”与“想象力”，以场景激活社区联结。浙江将物理空间作为重塑邻里关系、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叙事与情感表达，增强居民停留意愿与互动频率，以丰富多样的慈善空间破解人际疏离难题。独立型空间如永泰村的慈善综合体、联兴村的“朱庆澜生平事迹馆”慈善文化地标、社区慈善超市等，强调功能专属性与品牌识别度;嵌入型空间则依托图书馆、政务大厅、商场、咖啡馆等现有设施，通过“公益角”“待用咖啡墙”“共享展区”等形式实现功能叠加，更具融合性与日常渗透力;流动型空间如金竹亭的“共富集市”，灵活高效，最具创意与发展潜力。

　　不同城市因地制宜，塑造出各具特色的慈善空间风貌：“知音”杭州以“邻里客厅”为核心，打造温情互动场域，如杨柳郡社区等，成为社区商议、公益创意孵化与的重要据点;“名城”绍兴突出时尚现代气质，玉兰社区、红梅社区等兼具现代美学与实用价值的魅力空间;“温润”温州则通过水心亭、红日亭等120余座“善亭”提供了热辣滚烫的社区服务，践行“善亭·善成·善承”理念。这些空间既承载半个多世纪的慈善传统，又融入未来社区建设理念，共同构成有温度、可持续、可生长的社区慈善生态。

　　三是明显的阶段性分化与数字化应用的不平衡。根据主体间关系的演化逻辑，社区慈善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原生自发型、专业组织主导型、共生协作型和成熟自组织型。当前，浙江省内多数先进社区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关键期，少数仍停留在以情感驱动、低组织化的互助状态。以杭州蓝庭社区和梅堰社区为代表，已初步构建起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多元协同的“共生协作”机制，推动慈善从零散善行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实践。这一过程本质上也是居民社会身份的重构路径：从增强归属感到建立人际连接，再到主动倡导公益、自发组织服务，实现从“旁观者”到“治理主体”的转变。长期志愿者与社区能人数量、比重的差异，直观反映出各地发展阶段的不均衡。

　　在数字化建设方面，依据社会连接深度与技术投入程度，可将数字化应用分为四类：嵌入性、接入型、平台型与智能化应用。目前，绝大多数社区仍集中于前两类——微信群通知、扫码报名等嵌入性工具广泛应用，成为传统工作的辅助;“浙里办”预约老年食堂、申领帮扶服务等接入型功能逐步推广，实现与政务系统的初步联通。而具备资源整合能力的平台型系统和兼具社会连接广度和社区需求匹配深度的智能化应用，尚处于个别试点阶段。

　　整体上，浙江省社区慈善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社会连接效能，关键在于其形成了内在禀赋、制度设计、文化特质与环境要素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是主动应对社会变革的前瞻意识。面对经济转型、数字革命带来的社会联结挑战，浙江社区并未被动等待，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建设规划，推动慈善行为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耦合，将社区慈善升级，如杭州多个社区率先建立慈善服务积分体系等。

　　二是多维拓展社会连接维度。在传统血缘地缘纽带基础上，浙江社区开创性地发展了业缘、趣缘等新型连接方式。如蓝庭社区通过兴趣课程凝聚青年，梅堰社区依托“小话梅”议事团激活儿童参与，以代际参与重构社区认同。

　　三是政社协同的制度设计智慧。党政部门以“引领不包办”为原则，以社会化方式介入，发挥统筹作用，通过联动机制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创新资源匹配模式;同时引入市场化思维与企业家精神，推动志愿积分兑换、公益创业摊位等可持续模式落地。

　　四是地域文化的实践韧性。根植于浙江重实干、善变通、敢突破的文化土壤，基层社区在资源有限、体制约束下仍具备“在缝隙中辗转腾挪”的实践智慧——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嵌入慈善微花园、在数字化平台开设公益直播等，持续探索慈善发展新路径。

　　浙江社区慈善发展

　　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浙江社区慈善发展也存在值得深思之处。慈善本应是善意的自然流淌，而非资源争夺的工具。部分社区将慈善简化为“项目化运作”和“活动数量比拼”，将善意工具化、指标化。传统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源于功能依赖，乡愁是功能性关系升华后的精神依恋。而当下部分社区活动如同浮于水面的“油”。其实，唯有建立在精准供给与真实回应基础上的关系重构，才能让社区从“物理聚居空间”升华为有温度、有韧性、有

　　创造力的“生活共同体”。

　　浙江社区慈善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如下启示：

　　在价值伦理层面，社区慈善应确立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的导向：其一，“筑底”不应止于兜底保障，更应成为激发社会创新的土壤，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其二，“增富”不能异化为“增负”，必须尊重慈善的自愿性与多样性，避免道德绑架，包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其三，在高流动、高异质的现代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缔结比熟人关系复刻更为关键，社区慈善应着力构建跨越身份差异的信任网络；其四，慈善不应囿于地理边界内的封闭循环，既要引导人们“回到附近”，重建身边联结，更要警惕“不平等的附近”，防止资源错配导致边缘群体被进一步排斥——这正是共同富裕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

　　在实践路径上，则需统筹处理好若干关键关系：协调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聚合性与开放性的关系、综合型社区与垂直类社群的关系、外部资源输入与内生动力的关系、共性规律与个性差异的关系、连接广度与深度的关系等。

　　在发展图景上，社区慈善不应止步于“社区”。社区既是现代慈善的镜像，也是社会成员生活境遇的真实折射，但它并非社会的全部。作为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间的重要联结，社区的确可以成为撬动整个社会系统良性循环的支点。以更长远、更开阔的视角看，社区慈善可能只是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形态。慈善与社区的互动将遵循从物理聚合到化学反应，再迈向为以善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生态的演进路径：“社区慈善—慈善社区—善社区”。

　　综上，当代社区慈善的使命，在于通过重构“附近”，重新连接“远方”，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拾乡土社会的信任与温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结与促进更全面的人的成长，最终迈向一个更具社会能动性、内在韧性和情感粘性的未来共同体。（文章来源：《浙江省社区慈善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人：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杨方方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