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文奎：扶贫基金会正在从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公益迈进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脱贫攻坚收官……2020这极具挑战的一年，社会捐赠情况是否会如以往“大灾”年份一样，当年大增，但会“透支”下一年的捐赠?
2020年各家公益机构的捐赠收入情况如何?社会形势是否直接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公益时报》社近期将陆续推出2020年公益机构筹款情况系列访谈。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会捐款总额已超过11亿元，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创会以来捐赠收入最高的一年，那么，这一筹款数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2020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专业扶贫组织，来自脱贫攻坚的捐赠量相较往年是否有较大突破?捐赠总额中来自抗疫和脱贫攻坚的占比如何?脱贫攻坚完美收官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方向是什么?脱贫攻坚期间开展的社会扶贫项目接下来是否会面临资金短缺?
《公益时报》社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详述对基金会筹款、乡村可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问题的思考。
捐赠收入超11亿元，企业为捐赠主力
《公益时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机构、企业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和挑战，这一挑战对扶贫基金会的筹款工作是否有影响?相较往年，2020年基金会的筹款工作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刘文奎：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方面众多企业经营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因抗疫需要，将原本计划在2020年投入脱贫攻坚的资金投入抗疫项目，导致扶贫领域的资金减少。
面对特殊的外部环境，基金会及时做出调整，通过“抗疫扶贫”的策略开展筹款工作。但是由于线下活动无法开展，如：善行者、善行100等形式的公众参与式筹款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公益时报》：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会捐款总额已超11亿元，实际筹款情况是怎样的?相较往年，2020年筹款主要是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文奎：2020年的筹款额是基金会建会以来最多的一年，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疫情影响，来自抗击疫情的捐款超2亿元，相较往年这是新增部分;二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企业参与非常踊跃，尤其体现在到款比较早，6月份之前很多捐赠款就已经到账，善款早到位就可以早发挥作用。所以，2020年捐赠能够突破10亿跟这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公益时报》：总筹款中来自脱贫攻坚和抗疫的筹款情况如何?各自占比情况?
刘文奎：脱贫攻坚占总筹款的比例大概为80%左右，抗疫占20%左右。
《公益时报》：2020年年初中国扶贫基金会制定的筹款目标是多少?超11亿元的筹款总额中企业、公众和互联网筹款分别是多少?2020年捐赠支出情况如何?
刘文奎：2020年年初制定的筹款目标为8亿多，由于年初突发疫情，新增抗疫捐赠超2亿元。
2020年基金会捐赠总收入11.01亿元，总支出11.35亿，其中慈善活动支出10.92亿。捐赠收入中机构捐赠7.51亿元，公众捐赠(含互联网捐赠)3.5亿。机构捐赠相较2019年增长47%，公众捐款相较2019年下降5%。
这几年脱贫攻坚战，我们在扶贫资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当年支出超过上一年收入的100%，共投入扶贫公益资金25.69亿元，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应有贡献
《公益时报》：据你观察，2020年扶贫基金会捐赠人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大额捐赠情况如何?相较往年是否有所增加?
刘文奎：2020年捐赠人构成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捐赠人的比例下降了，因为在抗疫的过程中基金会并没有启动互联网募捐，也没有启动公众募捐，超2亿元的新增抗疫捐赠都是机构捐赠。过去几年扶贫基金会的筹款结构中公众筹款平均占45%左右，2020年由于新增的抗疫捐赠主要来自机构捐赠，因此公众捐赠的比例相应下降明显。
在大额捐赠贡献来看，2020年中国民生银行捐赠超9000万元，中国一汽捐赠5600万元，苹果公司捐赠5000万元等贡献较大，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往合作过的企业伙伴，已经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比如苹果公司虽然并不是每年都有大额捐赠，但是2020年决定参与脱贫攻坚和抗疫时，还是选择与扶贫基金会合作，就是因为双方在过去几年的扶贫、救灾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公益时报》：2020年，扶贫基金会在筹款方面做了哪些新的尝试和探索?
刘文奎：尝试每年都在做，今年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回应社会需求，推出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比如“活水计划”、“培训新农人”等针对欠发达地区能力提升需求的创新项目;
第二，过去经常做的线下捐赠人沟通、维护、回访等活动由于受疫情影响都无法开展，2020年我们充分利用较成熟的信息系统，不仅可以进行线上办公，还可以和捐赠人、受益人、项目医院等保持良好沟通，相较往年更加注重技术的应用。
抗疫行动需最大化发挥机构特长
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医院后援基金”项目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提供援助
《公益时报》：2020年疫情爆发时，扶贫基金会是否第一时间设立抗疫相关的项目?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作为非医疗类机构，在执行抗疫项目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面对挑战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刘文奎：和以往发生的严重地震、水灾救援相比，这次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启动抗疫工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基金会的宗旨是扶贫，医疗救助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团队不能前往疫区，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疫情的逐渐爆发，有很多企业想要参与抗疫行动，却苦于没有方便的通道，不知道从哪入手。于是，他们找到扶贫基金会，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对接相关项目。随着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决定迎难而上，积极参与抗击疫情行动。虽然我们在医疗救助方面并不专业，但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却是我们擅长的。经过充分讨论请示主管部门同意后，很快启动了抗疫工作，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参与抗疫，让他们的资金和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刚开始我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资源购买发放口罩、防护服、救护车、手套、呼吸机等抗疫物资，共计采购物资价值约3000万元左右。但后来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采购面临很大风险。因为国内货源紧张，后来只能从国外采购，但国外采购存在很大的管理风险。因为工作人员出不去，要订货必须先打定金，然而是否有现货、货能不能邮寄回来、货品质量是否合格等都是问题，都有很大的潜在风险;二是随着需求量增加，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都在寻找物资，然而物资的数量有限，造成价格被越抬越高，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并且非常无序。我们觉得，虽然这样钱花出去可能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不能再这么做。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物资采购难，主要体现在找不到货源，而且商品价格畸高。既然这方面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所以我们选择退出抗疫物资的采购竞争。
然而企业又有参与需求，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思考除了医疗物资，疫区还有没有其它需求?是否还有别的事可以做?于是我们紧急展开调研工作，发现疫区各家医院除了医疗物资的需求，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需求，比如医护人员的食堂补给，护工等辅助人员的工资，抗疫一线医生的补贴，特殊病人的救助等等。依据调研需求，我们紧急设立了“医院后援基金”项目，定向疫区医院捐赠，不限定使用方向，有抗疫任务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申报，具体做什么项目由医院提报申请单说明需求，扶贫基金会请专家审核通过后即拨付资金。申请医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执行项目，但是执行完项目后需给我们反馈费用清单，该项目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应急作用。两个月时间共计设置了35个医院后援基金，通过这种方式向湖北疫区捐赠超1亿元现金。
此外，基金会针对疫情期间贫困人群需求，设计了疫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支持项目，为疫区贫困地区受感染的建档立卡户提供资金援助，解决疫区感染贫困户的生活负担。同时以电商模式启动针对湖北疫区的抗“疫”助农项目，开展疫区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社建设和农产品助销工作，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公益时报》：时下，面对河北、东北等地疫情再次反弹，扶贫基金会开展了哪些具体行动?
刘文奎：1月13日，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正式启动河北省新冠肺炎抗击疫情救援行动，调派救援队在新乐等高风险区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消杀工作，在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组成超百人志愿者团队，成立心理专家组提供志愿者心理陪伴和支持。并于1月21日向石家庄捐赠27000支医用外科口罩、4400个防护面罩、500套防护服、420瓶酒精手消凝胶以及1210瓶酒精等物资。
1月24日，吉林通化疫情形势严峻，我们又派遣救援团队前往吉林参与抗疫行动，针对通化市开展三方面响应援助：
一是支持改善医疗团队后勤补给;二是联合各方力量，倡议社会组织为社区服务志愿者提供防护物资支援保障，并开展协调发放工作;三是联合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以及通化市本地爱心车队，搭建从长春市到通化市的运输专班和绿色通道，协助来自各界捐赠的物资顺利运抵通化市。
社会形势、经济环境直接影响机构的捐赠收入
《公益时报》：在面对不同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时，您认为如何最大化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刘文奎：在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发生时，能够最大化发挥作用的一定是该领域对口的专业机构。比如水灾、地震灾害救援方面，因为扶贫基金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队网络，有救灾备灾多年的经验积累，面对这类灾害时中国扶贫基金会肯定会冲在前面，但是化学爆炸类、公共卫生类的我们就不擅长。
对于抗击新冠疫情，医疗类的基金会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平时就在做医疗项目，有经验积累，对于医院的需求、物资的采购都有专业的判断。非专业对口的基金会要参与抗疫行动，就要发挥机构各自的特长，比如有些机构拥有良好的捐赠人信任，这时候可以引导捐赠人把善款捐给最需要的地方;有的机构组织管理能力很强，可以在后方做资源链接、志愿者组织等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公益时报》：你觉得大的社会公共事件、经济下行是否会对基金会的筹款产生显著的影响?社会形势是不是直接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
刘文奎：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慈善、公益捐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是本和末的关系。经济下行，企业和个人因收入下降对未来没有好的预期，没有安全感，就不会选择做大额捐赠，有些经营出现困难的企业甚至会停止捐赠。所以，经济不好肯定会对大家的捐赠心理有影响，最终体现在捐赠额、参与度方面出现下降。经济环境不好，企业首先要保命，要维持运转，给员工发工资。企业捐赠一定是在履行了企业的基本责任后的选择，是更高一级的社会责任。
2021年筹款额预计将有所下降
《公益时报》：2021年扶贫基金会的筹款规划?您对于2021年的整体筹款形势做何预判?
刘文奎：扶贫基金会作为一家以扶贫为宗旨的社会组织，脱贫攻坚战打完后，接下来的工作怎么推进?如何巩固拓展过去实施的各类扶贫项目的成果，如何充分发挥扶贫基金会30多年来积累的乡村发展经验助力乡村振兴?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扶贫基金会而言，因为面临机构工作重点的转变和项目调整，我们预计2021的筹款将面临较大挑战，甚至可能会有所下降。
而就整个公益行业而言，对于2021年，我认为可以乐观一点。一方面经济支撑是有基础的，2020年上半年疫情爆发、部分工厂关停、经济下行，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担忧，下半年由于政府对疫情的管控非常到位，企业逐步恢复生产，我国的经济快速恢复，甚至世界其他国家很多产品主要依赖我们来生产，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到大家的信心，预计今年都会呈现很好的恢复状态;另一方面，中央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社会公众将更加注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这样的经济、政策背景下，全民公益慈善的意识、公益的热情在2021年可能会呈现新的局面。
从输血式公益到造血式公益迈进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毕节市开展“活水计划”项目(由受访者供图)《公益时报》：脱贫攻坚收官后，原来开展的社会扶贫项目接下来会不会面临资金短缺等问题?怎么去应对?具体有哪些规划?
刘文奎：据我们观察，社会捐赠资源东西部分布非常不平衡，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中西部的社会组织发展有很大的缺口。从社会捐赠资源来看，2018年全国总捐赠量约为1000多个亿，但是大部分还是流向了东部，西部地区得到的捐赠资金仅占全国捐赠资源的1/3左右;从作为承接社会捐赠资源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数量来看，西部的各类社会组织占比更少。以基金会为例，全国现有8000多家基金会中，只有700多家分布在西部地区，只占基金会总数的1/10左右。我们的一些资助项目希望将资源向西部公益机构倾斜，但是往往发现找不到有足够能力的伙伴。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于2020年9月启动了以培育西部地区社会组织为目标的项目“活水计划”。
活水计划从源头入手，培育西部的县域扶贫社会组织，主要从4个方面提供支持：一是资金支持，一个县100万到200万元，用3到5年的时间支持社会组织组建基本队伍;二是培训支持，包括：项目设计，项目管理，项目执行等能力培训;三是项目支持，他们具备了一定项目执行能力之后，将扶贫基金会的一些项目委托给他们来执行，培育这些西部县域社会组织的能力;四是对接公益市场资源，比如阿里的95公益周，腾讯的99公益日等等，让他们自己有能力来筹款。这就等于给他们修了一个水渠，源源不断的把发达地区的公益资源输送进去，所以我们叫它“公益活水”。该项目发挥的作用就是打造专业的扶贫公益队伍，作为所在地方政府的协助力量，既有能力执行项目，又有能力引入外部资金，来助力解决地方发展不平衡问题。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巴中市开展“活水计划”项目(由受访者供图)《公益时报》：对于前期开展的扶贫项目后续有哪些规划?关注对象或领域会发生变化吗?
刘文奎：过去30年扶贫基金会主要在脱贫攻坚方面发力，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贫困地区公共服务类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项目。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收官，我们的工作也将转入乡村振兴方面。未来我们的关注重点仍将瞄准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高低收入人口收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欠发达地区持续发展，人的能力建设和产业可持续非常重要。基金会在20年前已经开始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方式并且有了成功的经验和项目，比如“百美村宿”通过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扶贫，“善品公社”通过帮助农民生产出好产品，卖出好价格，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等等，都可望在乡村振兴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基金会计划启动的“新农人”培训项目，也将为乡村振兴培养乡村发展带头人。因为有这些经验和项目基础，基金会在助力国家乡村振兴工作中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