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水灾给应急慈善带来了什么启示？
2026年汛期，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数个水库漫坝，城乡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多点并发，群众房屋受损、生产生活遭到严重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水灾应急救援工作也是《应急救灾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暂行规范》印发后，首次在大规模洪涝灾害中完成系统性、全流程检验的标志性事件。
在“气候沸腾”的当下，社会组织究竟如何定位自身与灾害的关系?面对灾害状态，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益场对话”第005期暨“应急慈善广场”第五期沙龙，试图通过行业深度对话讨论难点与堵点、寻找可持续发展路径。此次沙龙由《公益时报》社、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联合主办，公益时报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承办，红十字国际学院(社会学院)提供学术支持。来自红十字系统、企业、基金会、应急救援力量、高校的十余位一线从业者，围绕广西水灾救灾的整体评估与核心变化、应急慈善领域的共性堵点与现存问题、多方主体的一线实践经验、行业发展的共性思考与待解议题展开分享与讨论。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广西水灾是应急物资政社协同机制落地后的首次大规模实战，行业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当前救灾仍存在供需错配、基层能力不足、执行质量管控缺失等共性问题，需建立统一的需求评估与质量标准;慈善组织需摆脱同质化公益项目模式，结合自身优势探索差异化、多样化的救灾服务方向。
基金会视角：
复杂度、信息化、科学性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刘正琛7月7日抵达一线，团队在灾区驻留超过一个月。他在沙龙上介绍，基金会在此次救灾中开展了大量的物资捐赠，涵盖食品、生活箱、饮用水、清淤劳保用品、消杀用品、小型救灾和重建设备，为联系不通畅的村庄提供对讲机;定向支持10个村卫生室重建，为十多所受灾学校提供课桌椅，此外还为15位家庭受灾的大病患者提供了经济资助，在贵港覃塘区五里镇东流小学提供儿童创新教育陪伴。
在分享中，他对“灾区核心信息无法有效共享”的情况感到困惑。“社会组织很难获得全面和系统的信息，这会导致灾情判断出现偏差，进而影响资源调配的精准性。”刘正琛坦言。对于“一线作业”的基金会，他建议重视一线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包括餐食和办公设备，“缺乏专门后勤保障的救援队或社会组织，通常仅能维持一周左右便会撤离”。
围绕“慈善组织和爱心个人、网红等其他社会力量应急响应的区别”这一问题，刘正琛认为核心的维度在于调研需求和评估能力、预测能力、服务型项目的管理能力，更长周期的现场驻留、成文的方法论以及质量控制体系。他建议，慈善组织应急响应可引入“实施科学”(Implementation Science)概念，关注灾害的独特性，在共性经验与个性应变之间找到平衡，不能简单套用过往模式。同时，慈善组织也要持续提升专业度、做好质量控制，注意捐赠物资采购的质量问题和有效性问题。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网络信息部部长、帮帮公益平台负责人杨云云首先分享了身临灾区一线的感受。“科技装备在此次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杨云云介绍了基金会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合作主要支持救援队存储备灾物资的“同心备灾 聚力抗险”项目。“经此一行后，项目组决定加大无人机、通讯设备等高科技救灾产品比例，降低日用品比例。”
此外，杨云云还关注到具体项目落地的复杂性问题。例如应急超市项目便出现了因“单独立户”问题而产生的“村民心理不平衡”的问题，这种情况往往在执行前较难预料，需要跟村委会等基层力量紧密协调。但同样的，基层力量的配合差异度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有的村委会积极配合每户独立签收，有的则认为物资暂时发不下去、分开签收麻烦”，在合规管理与项目落地的双重压力下，基金会需要通过一系列工作与协调来实现平衡。
此次广西水灾中，杨云云也关注到“以工代赈”模式的必要性与倡导价值。“救灾给的东西再多、人去的再多，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给予支持的同时倡导和帮助群众自救，可能是更可持续的救灾理念。”
红十字视角：
高效率、传帮带、多元化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主任张延超从基金会救灾中心的角度，分享了本次救灾的整体感受与行业层面的观察。“感受上，政社协同机制有了实质性进步。”张延超表示，首次在灾区设立指挥部，需求响应与后续跟进明显改善。政社协同机制成员既作为资源组织，又作为前线指挥部人员，了解反馈路径，在此次广西水灾中实现了物资及时下发与反馈回收。物资接收临时仓库甚至直接设在村边，比放在县级仓库更能快速到达基层。
基于此次灾情多点、多地等情况，红十字救援队以异地支持方式响应。在他看来，此次应急响应红十字救援队“传帮带”的效应十分积极，横州、贵港、钦州三地受灾最重，其他地市红十字救援队前往支持后，当地队伍能力得到了切实提升。
关于灾后重建问题，张延超提到，除了紧急救援阶段，灾后恢复到重建阶段的资金与物资需求同样较大。例如此次水灾后的水库加固、房屋修缮、道路修复等，希望能携手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帮助灾区更快复工复产，重建家园。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赈灾发展部主管关点则分享了基金会近年来救灾响应模式的变化与本次救灾的切身感受。从2019年至今，基金会救灾响应模式发生显著变化：早期以物资和资金资助为主，河南、京津冀水灾后，逐步重启和开展了以工代赈和救援队支持;日喀则地震后，基金会推出了应急爱心超市与数字化消费券;本次广西水灾救援则呈现更多层次覆盖的态势——传统物资援助、支持救援队、消杀、供餐、供水、应急超市、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并行。
关点明显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对受灾群众需求的关注度从单一向多元辐射。从一开始聚焦基本生活保障，逐步扩展到心理支持、社区恢复和群众自救能力提升等多个层面，力求为受灾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帮助。此次灾害响应中，社会救援队积极发挥作用。关点介绍，基金会始终关注救援队员的安全与权益，近年来开展了对社会救援力量专项保险支持，各救援队对此表示高度认可和迫切需要。
广西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银斌进行线上分享：面对灾情，基金会充分发挥红十字系统三大核心优势——官方公信力、社会动员力与资源调配力，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接入自治区应急指挥体系，实行24小时值守与需求清单化管理。在协同四原则——“党建统领政府主导、平急结合常备不懈、依法合规阳光透明、精准联动各司其职”——指引下，基金会构建了覆盖募捐募集、应急培训、物资保障、一线救助、灾后重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企业公益视角：
协同行动、稳定机制、资源禀赋
京东健康公益相关负责人从企业的视角，分享了医药健康类企业在救灾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对一线公益机构的依赖：京东健康做应急响应时，并非单一企业行动，而是联合供应商、品牌合作伙伴乃至员工共同参与。在公益这条线上，特别需要一线公益机构的支持——既依赖其反馈信息来确定需求，也信赖其开展项目执行。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西水灾中对蛇药的需求。京东健康公益在了解到相关需求后，联动合作药企梳理了可用于应急捐赠的蛇药资源，并尝试通过公益机构等多方渠道对接一线接收方。这一案例让京东健康公益更加明确：企业在救灾中的价值，不只是“捐出物资”，更在于发挥医药健康企业的资源枢纽作用，快速联动供应商和品牌伙伴响应一线需求;同时，医药类应急物资的真正落地，离不开一线公益机构、医疗机构和属地部门的专业协同。企业端越想提高响应效率，就越需要与一线公益机构建立稳定、可信、可反馈的合作机制。
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程宬重点介绍了美团的应急响应行动。水退之后，外伤感染等健康风险接踵而来，根据当地反馈的需求，基金会联合美团医药健康启动“星驰行动”，联动海氏海诺、一心堂等医药企业和当地连锁药店调配物资。超过1.3万份医疗物资从南宁发车，超过16万份医疗物资从广州发车，连夜送往横州、钦州、贵港三地。创可贴、退热贴、医用冰袋、口罩、消毒液等灾后急需防护物资也分批送达各安置点。
在断电断网的灾区，恢复通信、对接救援信息的需求较高。程宬介绍，7月8日至7月12日，美团充电宝团队分批向横州云表镇、石塘镇、陶圩镇送出共1100块充电宝，帮助群众恢复通信、对接救援信息。除了物资支援，美团还支持救援队开展搜救与转移工作。7月12日晚，河北承德暴雨引发山洪，多个乡镇道路水毁、交通中断。美团和壹基金第一时间支持承德市蓝天救援队、承德猎鹰救援队、秦皇岛猎豹救援队等10支队伍的222名队员响应，覆盖6个救援区域。
平台与协作视角：
灵活性、持续性、协同性
作为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负责人，佟欣然从平台的视角分享了政社协同机制的历史沿革以及目前机制的响应流程。“一般国家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后，政社协同机制根据工作部署及时启动。地方若有物资需求，可通过协调机制将需求信息传递至平台，各基金会结合自身业务范围与能力进行评估后认领响应。”
佟欣然强调，政社协同在不同地区的落地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发挥作用。在部分灾害应对中，一线工作组在需求信息收集与核对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衔接作用，帮助缩短物资需求从一线到捐赠方的传递周期。这也说明，政社协同机制在地方层面的实践，还需要结合各地实际不断磨合与优化。
“灾害不是一个议题，而是一种状态。”佟欣然多次传递了“灾害+X”的理念：做养老服务的、做儿童公益的、做社区工作的，在灾害状态下均有天然的方法论与社区基础去参与，随着灾害进入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阶段，受灾群体的需求会从“生存”延伸到“生活”：老人需要持续的照护服务，儿童需要心理陪伴与安全感重建，社区需要社会关系的修复。对这些长期、深度的支持维度，原本就深耕这些领域的专业机构可以补充和延伸。
区别于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平台角色，北京市京北应急救援协会副会长石洪所代表的救援类社会组织多站在基金会的下游，接受委托承担具体任务，大致分为四类：应急救援型、灾害赈济型、救援与赈济兼具型、其他业务类型。石洪介绍，应急救援类社会组织在属地常态化工作当中，核心聚焦应急救援业务，例如生命搜救、紧急抢险，将灾害赈济执行能力定为团队核心业务能力建设方向的社会组织占比不高，减防灾类社会组织同样存在这一现状。
“通俗来讲，部分奔赴灾区开展援助的社会力量，接不住基金会灾害赈济类工作委托。”石洪直言，基金会开展灾害赈济工作，高度强调流程标准化、法务合规、财务精准管控、全过程痕迹留存管理。对于日常没有开展赈济业务专项训练的社会组织，在承接基金会委托任务时容易出现业务模块划分不清、工作流程不熟悉，陷入“现学现用”的被动局面。
此外，整体来看，救援队协同基金会开展长途跨区域驰援的综合能力仍存在短板。在应急状态下，面向跨区域长途驰援，救援队与基金会协同开展工作的配套能力储备发展不均衡，包括合作协议、物资采购、物流仓储、档案留痕、现场志愿者管理等环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石洪呼吁，希望更多救援队能够关注灾害赈济业务，重视与基金会之间的工作衔接。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救援队更多支持，创造更多学习慈善行业规范、掌握基金会灾害赈济业务实操的机会，为后续各方在灾区开展联合行动打好基础。
媒体与学术视角：
定量与变量，变化与不变
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法与人道政策教研中心副主任徐诗凌，重点分享了灾害分析中的“恒定量”与“变量”。徐诗凌谈道，不同灾害类型在地理区域和地形上的影响分布、相对重灾与轻灾区、同一村庄不同区域的受灾类型差异及其后续物资与重建需求差异，属于相对恒定的规律。她以六蓝村为例，“根据水文与地形特征，结合洪水过程分析，在灾害早期即推算出至少三种受灾类型，这些分析需要的是时间和算力，属于‘科学可以分析的内容’。”
变量则是应急响应中真正的复杂性所在：受灾户的定义标准、受灾严重程度的分级、地方响应能力的差异、政府信息处理机制和政策工具随灾害发展的动态变化，这些才是救灾行动复杂性的真正来源。例如，地质灾害中有一种隐蔽类型：房屋外观无明显破损，但地基与屋后山体可能变形、地面沉降、房屋错位，需长达数月的监测方能判定。
关于社会组织在应急响应的空间是否存在缩小的问题，徐诗凌提出了两种解读路径：政府规范性空间趋于定型，基金会能做的是否变少了?对于第二种，徐诗凌并不认可，她认为，虽然基金会投放的基本赈济物资与资金在地方政府投放的赈济整体体量中占比可能在变小，但这恰恰是开拓更深、更细工作的空间所在。
徐诗凌强调，基金会作为有稳定治理结构的主体，有更大可能参与国家灾害治理结构，也有条件成为知识沉淀的场所。“知识沉淀发生在人身上，而非几本手册。”
《公益时报》新闻编辑部主任李庆代表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从媒体智库角度分享了她的观察。此次广西水灾应急慈善有三个变化：一是协同机制真正落地，政社协同平台初步形成“需求在哪，资源就在哪”的响应链条;二是响应模式趋于多元，企业发挥供应链与产业资源优势，基金会深耕专业服务与精细化帮扶;三是技术赋能显著提升，科技力量使民间救援告别单兵模式，救灾更加专业、高效、精准。
三个变化之外，也有三个不变的痛点：
一是供需结构错配依然突出。灾害初期，饮用水、方便面等同质化物资大量堆积，偏远地区特殊群体需求反而短缺;灾后重建、清淤消杀、生计恢复阶段，捐赠热度迅速回落，长期资金与物资供给跟不上重建需求。
二是基层应急能力与协同衔接存在短板。本地社会组织熟悉民情但专业救灾能力不足，外部救援力量驰援后容易替代本地化力量，难以激活基层自救互救能力，不利于社区应急韧性的长期建设。
三是平急转换衔接机制尚未成熟。当前应急响应多集中于灾中驰援与灾后补救，灾前预防与常态化备灾布局相对薄弱，资金储备、物资储备、人才储备的常态化建设有待提升。
会议的后半程，担任本场沙龙主持人的公益时报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明鑫组织与会嘉宾，围绕应急慈善从“灾后被动响应”向“灾前主动预防、灾中精准协同、灾后长效重建”全链条转型，完善常态化资金池、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补齐基层能力短板等问题进行讨论。
研究院认为，本次实践表明，政企社协同治理的真正考验，不在于“在不在场”，而在于“在不在制度里”。本次社会组织应急响应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整体评价，恰恰在于政社协同平台首次完成了从“应急触发”到“流程嵌入”的跨越。基金会作为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中介，其价值远超“给钱给物”的传统定位：一头连着政府——通过官方体系保障响应速度与公信力;一头连着社会——通过公募平台撬动广泛参与。这种桥梁角色决定了基金会必须同时具备专业化的需求识别、制度化的资源调配、透明化的信息披露三项能力。
值得强调的是，政企社协同并非简单的力量叠加，而是制度衔接的精细化重构。物流通行保障、需求清单化管理、跨机构信息共享与项目查重，都在提示我们：未来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治理的方向，是从“应急动员”走向“机制常态”，从“事件响应”走向“制度吸纳”。这既是行业建设的核心命题，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