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何以为善？

　　浙江，在中国慈善事业的版图与进程中总是耀眼夺目。

　　追溯历史，浙商从“富家”步入“善家”的案例屡见不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曾撰文，“浙商企业家的先行探索精神与浙江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密切相关”，并引用十九世纪后期浙江著名实业家丁丙的案例。丁丙除了与哥哥丁申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抢救补抄外，还实际主持“杭州善举联合体”30余年，修桥铺路、救难济困。

　　“浙江的慈善家从古至今都是比较多的，文化积淀很深厚。”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杨方方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聚焦当下，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截至2024年11月底，浙江累计登记认定慈善组织2265家，备案慈善信托715单，资金规模23.07亿元。而在多年来记录中国慈善的中国慈善榜上，浙江是个常出现的名字。仅第二十一届(2024)中国慈善榜1370个上榜企业中，总部位于浙江的就有139个，占比超过一成。

　　浙江，行善如何?又何以为善?

　　环境：善行浙江

　　在华北电力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中心主任杨维东看来，浙江慈善生态的活力源于经济禀赋、组织创新与文化基因的多重加持，是各方面因素共振的结果。

　　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不久之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响应发布，并提出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兴办社会公益实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次年，浙江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这一五年奋斗目标。

　　如今站在前述实施方案的收官之年，浙江行善如何?共同富裕行动又有哪些突破?

　　2025年1月发布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结了多项进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乡村覆盖率达51.7%。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提升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支持县域产业特色化发展;健全山区海岛县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山海协作结对机制，发挥省属企业结对帮扶作用，山区海岛县经济增速高于全省平均;稳步缩小收入差距，健全促进就业和技能创富机制，城镇新增就业118.3万人，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1%。

　　慈善事业发展方面，2024年9月，浙江省民政厅慈善工作处发布信息显示：截至当年8月，全省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数量、慈善信托累计备案单数、资金总规模均居全国第一。2022年以来，浙江慈善捐赠累计开票金额达到286.85亿元。

　　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佘新荷在同年12月刊发的《着力构建新型慈善体系 全面打造“善行浙江”》一文中进一步写道，近年来，浙江积极培育慈善组织，2021年以来新增慈善组织1235家，增幅达120%;大力发展慈善信托，实现慈善信托全省覆盖。同时，推广志愿服务，鼓励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注册志愿者人数达1964万，约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浙江，慈善空间、爱心企业、慈善组织都比较多。”杨方方关于浙江慈善氛围的体感很明显，她以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的实践教学活动便利性为参考表示，“师生学习、调研、交流、研讨的机会特别多。”

　　氛围：藏于生活

　　对于这样的成绩，“构建新型慈善体系”的功劳不可小觑。

　　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慈善工作处的梳理，这一体系的背后是体系健全、活力激发、共富聚焦等多措并举带来的体系成效。

　　体系健全方面，首先是在慈善法颁布施行后率先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发挥慈善作用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其次是设立全国首个慈善领域的引导资金，浙江省级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支持县(市、区)慈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浙江还注重慈善人才培养，依托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培养本、硕、博公益慈善人才的慈善学院，构建“1+1+n”慈善人才培育链。

　　平台建设方面，浙江省推动“浙里有善”与“浙有众扶”数字应用的互联互通，健全“慈善+救助”服务网络。据浙江省民政厅官网信息披露，截至2024年9月，浙江全省已联动3000多家社会组织，撬动4000多家爱心企业共同参与救助帮扶，累计实施救助帮扶项目4200余个，惠及249万人次。

　　在名为“浙里捐赠”的平台上，截至2025年4月21日，已累积汇聚397790.98万元爱心善款。

浙里捐赠首页截图。图截自该网站

　　数字背后，是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身在杭州的影像公益人苏家铭给这一氛围提了三个关键词——创新、互联网信息化、集群效应。

　　而用杨方方的话来说，这种氛围则是一种生活化的场景，尤其是聚焦慈善教育，“浙江的很多慈善空间就镶嵌在生活区，比如社区慈善驿站，与居民生活没有区隔”。此外，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也为浙江慈善文化发展打造更深厚的土壤。

　　杨方方带领研究生刚刚完成的一项名为《善富相生：浙江省共富示范区建设提升公众慈善认知水平了吗?》的研究中采用横向比较法，以杭和东南某市为样本城市，对比2024年两市公众的现代慈善伦理认知水平，以此观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公众慈善认知的提升效果。研究系统调研了近500名公众及慈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结果显示，杭州市公众的慈善伦理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另一样本城市，这一差异直接反映了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公众慈善认知的积极促进作用。

　　项目组系统分析后发现，杭州市公众慈善认知水平的提升正是系统化慈善政策、丰富慈善场景与全面优化的慈善生态系统已嵌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直接成效。

　　实践：先行先试

　　“先”，是关于浙江慈善与共同富裕实践的一个关键词。与“浙里办”备受好评相似，浙江慈善事业的先行意识与办事效率也被采访对象多次提及。

　　冯东，孤独症女孩睿睿的父亲，也是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的发起人、理事长。

　　“这个中心本身就是宁波市慈善总会出面向宁波市民政局申请、注册的。”冯东介绍，这可能是全国范围内，孤独症领域第一个由慈善总会出面注册的服务机构，也正是由于宁波市慈善总会一直支持、帮助，“自己没怎么吃过苦”。

　　在冯东的介绍中能够发现，宁波市慈善总会带来的资源还有很多：媒体、企业、公众的关注……“慈善力量介入到具体的服务机构，起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冯东很开心于来自当地社会各界的包容、理解与支持，“我们所在的社区居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一些特殊举动发生过投诉，或是驱赶，这有赖于这里整个的社会环境。”

　　苏家铭也有感触，今年世界孤独症日时，他第一次在杭州的福利彩票店见到大龄心智障碍青年担任店员，“这也是很创新性、开创性的”，苏家铭深入了解后介绍道，浙江福彩门店今年推出大龄自闭症青年短期就业融合试点岗位，已成功帮助三位自闭症青年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这一创新尝试不仅拓宽了特殊群体的职业路径，更体现了浙江慈善事业在多方协同支持下的新生态探索，为不同困难群体构建更有生命力的美好生活图景。”

　　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慈善氛围、先行先试的勇气，浙江互联网和民营经济大省优势是被反复提及的内容。

　　2024年发布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慈善榜》上榜企业排名第一的便是浙江企业——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仅2023年，该公司捐赠总额达192750万元。

　　2024年，这一捐赠趋势得以延续。

　　当年10月11日，韦尔股份公告，公司当天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支持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报批报建，基础设施工程及筹建学校所需要的各项人员、科研和教学资源，并资助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开展慈善公益活动，虞仁荣计划向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持有公司的25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以当日收盘价估算，该部分捐赠股票价值约28亿元。据证券日报统计，截至去年10月，韦尔股份董事长、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创校发起人虞仁荣因筹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已累计捐赠6000万股。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校园设计图。图源该校官网

　　创新：力所能及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17日上午在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强调，企业要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实际行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力所能及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多向社会奉献爱心。

　　如何力所能及?多位受访者认为，这是个重要命题，与公益行动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联系，也是回答浙江何以为善的关键。

　　此前本报曾以《“杭州六小龙”火出圈：“科技新贵”咋做公益?》为题讨论新兴企业的公益慈善思考问题，杨维东进一步探讨，企业发展阶段与企业的公益慈善布局及投入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错位，在新兴互联网企业、独角兽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企业发展早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生存与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经济分化显著，此类新型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挑战。

　　“事实上，能够存活下来，容纳一定的人群就业，在某些细分领域实现技术革新与突破，本身就是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最大贡献，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绝佳彰显。”杨维东表示，公益慈善行动也并非仅是现金捐赠，工具箱可结合企业业务特点灵活多样，这方面浙江确实创新不断。

　　2024年，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算力服务，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捐赠的先河。

　　“以前企业慈善捐赠跟自身业务分布的比较开，好像一个纯粹的外部事务”，杨方方也观测到了这个现象，“但现在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讲公益慈善与自身业务融合。”

　　慈善内部化，是杨方方提到的关键词。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支付宝公益平台为例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既是捐赠人，也是慈善资源的链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实者，甚至还会成为公益慈善发展的引领者，并且影响员工、消费者和市场，直接改变慈善行业基础设施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兴企业，他们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据自身技术优势，观测慈善缺口。

　　“与商业结合的非常紧密的探索性慈善创新，或许能够引领慈善未来。”杨方方说，“在未来的慈善事业发展中，‘慈’这一饱含力量不对等的词汇或许会越来越少被提到，而‘善’则会跟更多系统链接，善技术、善企业、善经济……”

　　当下的浙江，这一观点正在被一个个多元实践所验证，构成“善行浙江”的多面。

　　技术：赋能发展

　　围绕“善技术”，苏家铭例举了很多他亲身推进并发生在浙江的应用场景：

　　杭州民政开创性做了中国第一个用VR模拟阿尔兹海默老人体验的内容;浙江养老板块创新性地使用VR技术，让老人足不出户感受周边养老机构情况;联合蚂蚁集团蓝马甲公益行动，让网友用VR感受“老年人用手机为什么这么难?”

用VR体验老年人手机使用困境的视频，在微博平台上累积收到155万次观看。图源受访者

　　公益行动与企业技术、业务相融合的思考并非新兴企业的专利。

　　在杭州萧山，由谢家、径游、安山三村与传化集团共建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引发关注，通过“政企村农”联动模式，该农创村聚焦生物种业、数字农业等产业方向，打造农业科创平台，在乡村文化与社会发展方面，项目还通过成立村级公益基金会、全民艺术学堂等举措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谢径安·传化农创村”，传化的员工以产业公司技术员、基金会工作人员等身份同在地老乡站在一起，围绕乡村振兴牢牢扎根乡土，开展一场庞大的社会实验，以寻找乡土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企业繁衍在中华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韧劲、闯劲和不服输的精神，这在老一辈企业家身上得到体现，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更加充分体现。”

　　据浙江本地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3月底，浙江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共有3945家企业(商会)结对帮扶3527个村，项目投资总额308.42亿元，到位资金188.15亿元，村集体增收12.31亿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1895 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近10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12903人。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浙江企业扎根乡村的切实实践，并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创新公益的模型与路线。

　　采访中，杨方方向《公益时报》记者展示了一份正在进行中的围绕现代慈善全景中企业角色的研究，其中列举了一个慈善资源配置层级与企业角色适配的模型，浙江企业是其中的研究样本。杨方方写道，当企业都成为善企业时，慈善组织的功能将被企业所覆盖，慈善事业或许不再是一项独立事业。“慈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善念将无处不在，这样的社会或许进入了更高阶的文明状态，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慈善和福利，也没有贫困的世界”。

　　杨维东对未来也有期待，他相信，在老牌互联网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共同推动下，浙江的公益慈善或将激起新的涟漪。(实习生任斯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