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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阿尔贝托在工作
阿尔贝托·卡伊罗对于阿尔贝托·卡伊罗而言，7月20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当天，这位平时总是穿着白大褂的意大利人换上了蓝色西服，系上了领带，在同事的陪同下，前往阿富汗总统府。
在那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将阿富汗护照交到阿尔贝托·卡伊罗手中，正式授予他阿富汗公民身份。
那么，这位意大利人为什么能够获此殊荣呢?
原来，阿尔贝托·卡伊罗自1990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名理疗师来到阿富汗以来，已经在这里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30年。已有超过18万名阿富汗残疾人受益于他所负责的假肢康复项目。
热忱、敬业、无私、谦逊，这是与阿尔贝托·卡伊罗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他也早已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导师”、“英雄”和“传奇”。然而，除去那些令人心生敬畏的荣誉和头衔，从他朴实而真挚的话语中，最能体会他因何在阿富汗奋战了近30年。
战火中的坚持
从1990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后被派驻到阿富汗，除了1993年在萨拉热窝执行一项短期任务，阿尔贝托·卡伊罗一直在阿富汗管理假肢康复项目。
ICRC的国际员工一般会被总部派驻到各国支持当地的人道行动，每一地任期平均2-3年，像阿尔贝托这样，在阿富汗一呆就是近30年，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提起阿富汗，大部分人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战争、恐怖组织、毒品这些充满毁灭与绝望的画面。对于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的阿尔贝托来说，这简直就是他每天要面对的日常生活写照。
“我在凌晨4:30醒来。有那么几秒，我躺在床上听着炸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然后爆炸的声音。我数着爆炸的次数。当我数到十的时候，我决定起床去楼下的厨房，那里是整座房子最安全的地方……机关枪又开始扫射了。我没有时间思考，拎起包裹，关上门，跑下了楼，并默默地对自己说‘新年快乐’!”阿尔贝托在1994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每天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支撑阿尔贝托的除了看到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康复治疗能够找到工作，重新融入社会以外，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个看似一脸严肃的瘦高老头，是个不折不扣的“段子手”和“猫奴”。
问起他为什么会在阿富汗待了如此之久，他又发挥了一贯的幽默作风：“也许总部把我忘了。”残疾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阿尔贝托此前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加入ICRC后成为一名理疗师。
从一开始的门外汉，到假肢康复中心的管理者，他对残疾人康复的种种问题了如指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共有七个假肢康复中心，喀布尔的假肢中心位于城市西部，近邻喀布尔大学和喀布尔医科大学，进了假肢中心的大门几乎是另一个世界，里面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战争的印记，时刻提醒着人们这是阿富汗，这是喀布尔。
因为战争，这里对假肢康复项目有着极大的需求。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万名阿富汗残疾人受益于阿尔贝托所负责的假肢康复项目。
但仅有假肢康复还是不够的。
“我给你安上了一条腿。是的，这很棒，很有帮助，但那又怎样?这是不够的。只有帮助人们回归社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份工作才算做完。”阿尔贝托强调。
为了树立典型——以证明残疾人能和健全人一样出色工作——假肢康复项目通过了‘正向歧视’政策，也就是说只雇佣和培训残疾人。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假肢康复中心有800余名雇员。不分男女，几乎所有人都是曾经的患者。
“阿富汗人，即使是残疾人也有着无限的潜力，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阿尔贝托强调。
“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轮椅篮球。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训练。比赛前一天，我非常紧张，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比赛现场时的样子，我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那样狂吼。”阿尔贝托表示。
阿尔贝托幽默地说：“篮球队可是只招残疾人的。我们这叫做‘积极差别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很多残疾人在体育运动中找回了自信和希望。
我愿意在这里再工作30年
2013年11月17日，阿尔贝托·卡伊罗获得了亨利·杜南奖章，这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最高奖项，用以表彰其成员非凡的人道奉献精神。
“对于很多人来说，失去一条腿并不只是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他们还失去了自信、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希望。我们的工作就是以妥善的方式，帮他们重新找回这些。为此，我愿意在这里再工作30年。”
30年，他对患者的笑容未变，他眼中的热忱未变。
他的自我介绍依然是：“我是阿尔贝托·卡伊罗。我是一名理疗师，我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王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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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伊罗的日记：偷偷学习的扎林
阿尔贝托·卡伊罗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的假肢康复项目负责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遇到过许许多多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普通人。通过日记，他记录下了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
早上8点。理疗师们都很紧张，我也一样。扎林今天要参加一个工作面试，还要考试，她要找份真正的工作，竞争很激烈。
扎林对我们而言很特别。她10岁时因地雷事故失去了一条腿。刚到这里时，她什么都害怕。地雷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也让人心理备受煎熬。那可怕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她还算幸运，父母不断帮助她、鼓励她。安上假肢后，她开始学着走路，后来重新回到学校上学，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
后来，塔利班不允许小女孩去上学，她只好待在家里，周围笼罩着悲伤的气氛。学校不只是读书识字的地方，也是和人交流的场所。一位女记者答应带她出国帮助她继续求学。但无论怎么努力想办法，她都拿不到签证。这太令人失望了。
扎林请求我们帮忙。这是不允许的，但我们怎能拒绝呢?我们只能尽量想办法。一位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意大利朋友泰里承担了她的教育费用。我们派一位教师每天去她家，这是个我们信得过的人，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扎林每半年都要到我们这儿来考试。一次她正在理疗科参加笔试时，宗教警察来了。“你在写什么?”主任理疗师鲁哈夫扎马上回答说：“她在抄写病历。”反正那些年轻的警察也不识字。扎林各科都学得不错，特别是英语，一学就会，已经能够去教和她一样有残疾的女孩了。她爸爸用自行车驮着她去上班，自行车是穷人的出租车。那时她还没穿布尔卡罩袍。在街上，宗教警察用警棍吓唬他们：“你为什么不用面纱遮住脸?”“我截肢了，穿布尔卡不方便。”她甜美的气质让他们心软了。他们甚至还要开车送她一程。“不用了，谢谢。”没有挨打，她和父亲都如释重负。
她开始上电脑课了。这些课很难偷偷去上，但她还是做到了。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目前她还在学习电脑。扎林长大了。现在她17岁了;穿上了布尔卡，有衣服遮挡能感觉安全些。塔利班垮台了，更多新的机会向女性开放。红十字会正在为战俘数据库招人——有成千上万名战俘的信息需要逐一录入电脑。我们知道扎林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上周她提交了申请。她写自己已满18岁，会一点刺绣。现在她正在那里参加考试。祝她好运。
下午1点，扎林的父亲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来了：“她被录用了，她被录用了!这周六就开始上班!”他喜极而泣。尽管有地雷，尽管有人制造地雷、贩卖地雷、埋下地雷，尽管有人禁止她上学、想让她蒙昧无知、想把她关在家里，尽管困难重重，她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份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了。而且，这意味着女性有机会参与竞争，像她这样的女孩也可以一试身手。
塔利班执政期间，扎林的进步鼓舞我们帮助更多女孩学习。当然是私下里进行的。我们这么做，但不说出去。扎林是我们帮助的第一个女孩，也应该是第一个发现工作会带来巨大快乐的女孩。她父亲许诺：“斋月过后，我们要好好庆祝。”我们给录取她的红十字会办事处打电话，向他们表示感谢。那边清楚而冷静地回答说，他们录取她是因为她是最棒的：“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人。”“哦，是这样啊。”我告诉了她父亲，他骄傲得像只孔雀，眼睛闪闪发亮。我得立刻去告诉理疗师们这个好消息。
(材料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