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
“东坡居士”苏东坡一生酷爱种树，曾因种植三万株雪松受到皇帝嘉奖
林木资源状况关系到国家建设及百姓生活，也影响到农业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因此为我国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所重视。他们极力倡导植树和保护林木资源，所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为保证林木资源的持续利用，一些封建朝廷着力于护林和造林，甚至以法规政令的形式加以推行。
对保护林木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保护林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管子·立政》指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荀子·王制》记载：“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林木资源的意义。从保护环境、减少水旱灾害的角度来讲，《管子·度地》指出，应广植林木，以固护水土，防止水害，“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汉书·贡禹传》更明确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因此应保护林木。唐代人们认识到大片山林的存在，有利于提高空气湿度，减轻旱情，因此明文规定五岳及其他名山禁止樵采。《唐六典·卷七·虞部》云：“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至雨，有利于人者，皆禁樵采。”
以法保护林木
基于上述认识，先秦时期即作出保护林木的规定，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对砍伐林木在时间上加以限制，即所谓“时禁”。《逸周书·文传》云：“山林非时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荀子·王制》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管子·八观》云：“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时禁”的目的，如《孟子·粱惠王上》所云：“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其次，制定禁止在山林焚烧的防火法令，即所谓“火宪”。《管子·立政》云：“修火宪，敬(警)山泽，林薮积草”;《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周礼·夏官司马》云：“司掌行火之政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
最后，规定对幼小林木不许滥伐。《逸周书·文传》强调：“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国语·鲁语上》云：“山不槎蘖，泽不伐夭。”目的是保证幼树生长，保护林木的天然更新。
以后各代也屡有护林法规政令出台。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居延汉简中有“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可见政府保护林木的诏令，已达边塞军事组织基层。宋代进一步申明野外禁火令，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又对军队砍柴做出限定，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朝廷又禁止内地人入林区购买木材，等等。清朝廷对山林亦严加保护，尤其是对其发祥地东北地区，禁伐禁猎极为严厉，外兴安岭林木因此得到保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规定：“对毁坏树木者，损一株，穷者罚种两株，富者罚钱千文，以充公用。”
各代还对违规者做出惩治规定，惩处极为严厉。汉宣帝护林律令云：“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人有盗柏，弃市”。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颁诏：“擅占山泽，强盗律论。”宋代规定：“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清代《大清律制》云：“皇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比照盗大祀神御物斩罪定夺，放火烧山者俱照前拟断。”
除朝廷颁布法令外，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官府也以刻石立碑的形式晓谕百姓保护林木。如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在陕西甘泉县两岔乡灵掌寺由延安府所立护林碑。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有县府所立护林碑，碑文曰：“此诚古刹名胜之区，自应加意培护，未便任意樵采……倘敢不遵示禁，私伐树株者，许尔等指名禀县，以凭究处。”不仅官府立碑，民间也立约，这表明保护林木的意识已深入民间，并成为乡规民约。
为加强管理，贯彻法令，各代王朝均设管理机构。周代管理山林的官员叫“山虞”“林衡”。周以后各代，也都设有管林机构，只是称谓或有变动。这些机构的设立，为贯彻护林法令，有效地管理和保护林木资源提供了保证。
提倡植树造林
古代一些王朝不仅以严法保护林木，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由于这些林木关系民生与环境，所以得到了百姓拥护，成效显著。
第一，种植经济林木可以改善百姓生计，增加国家税收，故历代王朝鼓励种植经济林，并以法规政令强制推行。《汉书·景帝本纪》记载：“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汉时经济林的经营很广泛，《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描述道：“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拥有这些经济林木的农家，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所谓“富给之资”足可“坐而待收”。
北魏时，推行均田制，对所植树木的品种、数量均做出规定。
隋朝规定，永业田中植树“皆遵后齐之制”，每亩“课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文帝时，按职官等级各分给永业田若干，“多者至一百顷，少者三十顷，并课树以桑、榆及枣”。
唐时规定：“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宋时，河北平原地带天然林木稀少，为此朝廷“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宋朝廷不但下令民间种树，并以植树的多少考课地方官员的政绩，上司据情予以赏罚。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朝廷下诏规定：“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此时的政令不仅强令植树，而且强调对弄虚作假者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即诏告天下，要求“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第二，行道林可护路，又可改善环境，因此也极受重视。种植行道林在我国很早就已成为一种制度。《周礼·秋官司寇》记载：“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驿站)、井、树”，这里的“树”即行道树，“野庐氏”是掌管这项工作的职官。秦统一六国后，即在全国广修驰道，大植行道树。隋唐两代都很重视行道树的绿化、美化作用，在通衢要道及城市街道广植树木。韦述《两京记》记载，长安“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卅七步，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街道，通泉流渠。”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南至江苏盱眙入淮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使沿岸得到美化。唐时亦规定在驿道上广植树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正月，令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又据《旧唐书·吴凑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京兆尹吴凑率众于京城街巷补植行道树，以槐树代替稀残之榆树，并于沟堤植柳”。对行道树官府严加保护，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令称：“诸道路不得有耕种及斫伐树木。”
第三，护堤林可“捍风涛，固河堤”，作用十分明显，我国很早就已种植。据《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周代已设职官名曰“掌固”“司险”，来掌管护堤林的种植。“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即负责护城河堤的植树。“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即负责田间沟洫和道路的植树。
隋时开凿大运河，朝廷鼓励百姓沿堤植柳，规定：种柳一株，赏白绢一匹，百姓争相种植。唐时在江河堤岸也多植柳，对此唐诗中多有反映，如“尽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襄阳堤路长，草碧柳枝黄”“种柳柳江边”“巫峡巫山杨柳多”等，描述了江南、洛阳及汉江、柳江、长江堤岸的植柳护堤景况。如此大规模的堤岸植树活动，显然是在官府的推动下完成的。
在长江沿岸易受水灾之处，也植树造林，如荆湖北路江陵府“濒大江(长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知府袁枢调兵民“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护堤林得到严格的保护，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规定：对滑州河清军士盗伐沿堤林木者决配广南远恶州牢城。除江河堤岸外，南方的圩田也植树固堤，尤其是皖江(长江流经安徽段)地区的护圩林很出名。
除营造以上三种功能的林木外，我国古代也实行山地育林，特别在明清时期，山地造林之风很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各王朝在保护林木资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我们还可以从古人的一些做法中总结出如下三点：①以法治林，即以严法规范人们的护林行为以及依法严厉打击毁林现象，体现了国家、社会的强制性;②将护林造林与百姓利益相结合，即体现利益原则，百姓毁林往往与生计窘迫及用材无着有关，古代多植经济林、用材林，使百姓从中获益，这有利于根本解决盗伐问题，也使百姓具有了护林造林的内在动力;③林木的承包管理，如黄可润的做法。这是防止疏于管理以至种树不见树的有效管理方法。这三点，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北京林业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