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你还是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这次是对贵公益圈
2017-09-15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广东有一位老友，他是一位智者。我们每年都会相约喝几次茶，或我去广东，或他来北京。今天在广州办完公务照例去一僻静郊野喝茶，期间不免谈到拙作《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我说，很多人批评我背离了公益价值观和常识，不配在公益行业混了。他说：“不就说出了人性真相嘛！哈哈！你还是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不过这次是对贵公益圈自己”。
我说，一些做公益的人总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干好干不好都想混个掌声，这是公益界的一种“不正之风”。为了纠正这种风气，我只好拿自己“开刀”——
我做公益完全是“私”字当头，并非牺牲自己，奉献社会。做公益28年，支持我的力量是什么？是寻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你想想，从政、经商、公益这三个行当。政府自由吗？没有人敢说吧；商业好玩吗？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做公益，有这么大的空间，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做。
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做公益的，99%以上不是无私奉献——无私是“圣人”才有的境界——而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舒服且内心满足。（《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46）
我还以廖晓义为例——
“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投身公益20多年，非常执著，看似不食人间烟火，我称她‘半人半神’。但她看了我写的《志愿服务的原动力是有私奉献》一文后力表赞同，说：‘我就是有私奉献’。于是，我把她的这个说法写进了“有私奉献”的姊妹篇《志愿精神救中国》。像廖晓义这样的人，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做事，以无私成大私，正如《道德经》所云：‘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是说：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其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长久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理想”。（《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25）这也是我的好朋友白岩松常说的“以无私成大私”。
我们谈到，在道德沦丧的当今中国，一些人却整天用“圣人”语录教训别人、标榜自己；时下伪道德最有市场，在公益界更是如鱼得水。我在书中对此种诡象的批判不吝笔墨——
公益道德化是糖衣包裹的毒药，“道德家”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是道德的化身，可以傲视天下，审判一切。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上帝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钱钟书先生何以如此鞭挞“道德家”，因为这些“道德家”的“高尚”连圣贤都自叹弗如，连佛陀都退避三舍，何况吾辈芸芸众生。（《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24）
感觉这还不够，我又搬出了孔孟助阵——
从钱钟书先生对“道德家”的厌恶，还可以发现了另一面，那些扮演道学家的人往往虚伪造作，表里不一，言不由衷，很像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乡愿（一乡都称好的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对这类道貌岸然者也大张挞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和尧舜之道背道而驰），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当下，时常出没于公益舆论场的“道德家”也是，他们的虚伪说教很能迷糊人，蛊惑人，其对公众认知的误导、对慈善文化的侵害、对公益创新的干扰、对社会良知的绑架，十分可怖和令人恶心。（《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26）
我正得意于自己的引经据典，朋友说：“你这分量不够啊！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马上背出一段马克思的话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还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临上飞机前，看到了康晓光发的《驳徐永光谬论》。晓光是学界大咖、我的公益铁杆伙伴，我很多成功的事情都离不开他的贡献，他还是在我困难时分挺身而出、两肋插刀的人。为何今天分歧如此，他文章里都写到了；几天前还对我先礼后兵道：“要写文章批判你”，并说让我看后再发——“不对的可以提出来”。我说“不必看，让你犯了错我才好反驳啊”！
果不其然，晓光一落笔就出错“永光谬论认为人是自私的，而且人不可能利他”。本人是这么说的吗？请看——
有一种论点：中国缺乏宗教文化传统，故中国人缺少慈善基因。这个说法不免失之武断。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话充满社会公平的理想和慈善思想；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揭示了人性蕴含慈善的道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今人必备的慈善口号；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则道出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基础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少慈善基因。要知道，耶稣出生还比这几位中华先圣晚500多年呢。（《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23）
我还指出，无论做公益还是做商业，都有利他性——
计划经济靠的是政府有形的手，市场机制靠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商业如此，商人因“自利”而“利他”；公益也是如此，人们因“利他”而“自利”，获得精神的满足，道德的升华，乃至灵魂的救赎。公益市场供求关系无形之手的背后同时受到人类的趋利性和利他性左右。（《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36）
晓光批永光“商业万能论”，那误会就更大了。《公益向右，商业向左》说的是超越公益，也超越商业，晓光竟没有读懂。至于晓光对于商业的鄙视，则是很不可取的。
从一般商业伦理看，资本本来就具备自利利他的基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所期盼的晚餐并不是靠博得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同情心而来的，而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而来。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不是诉诸他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们自爱，也不是诉诸我们的处境，而是诉诸他们的利益。”这句话通俗的意思是说，商人为己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和社会。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这些理论，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中国的商业文明传统素来讲究规则和良知，典型说法是“无尖不商”（不是无商不奸）：粮商卖米总在量斗上冒着尖，让利与顾客，为的是把生意做大。以为商业就是利己，唯有公益是利他，这是不少公益人的误区。（《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166）
晓光很反感我关于公益市场化的提法，说应该是公益社会化。对此，我做了一点回应——关于市场化的释义，首先指经济运行体制，即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政府公共服务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被称为“公共服务市场化”。
公益市场化讲的是公益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行的效率机制和规则，是有效公益的手段。所涉及的几乎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道理。有学者主张“公益社会化”才是正道，窃以为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化是公益的目标，市场化是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社会为本，市场为用，相互相成，相得益彰。（《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18）
公益市场化系人间正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经过市场化与行政化、市场化与道德化持续、顽强的博弈，让公益回归民间，回归法制，正本清源，焕发活力；眼下，也许更需要从公益行业内部开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回归常识，回归理性，把自己从内忧外患的绳索中解脱出来。内忧者，道德优越感成了公益效率低下的自慰剂，道德标签可以作为躲避优胜劣汰的挡箭牌；外患者，道德绑架让公益从业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劳动报酬，在创新领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能试错，让你动辄得咎，寸步难行。许多创新就这样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公益向右，商业向左》P38）
要赶去机场了，朋友最后几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连动物植物都会用颜色、形状或气味来伪装，为了捕食或保存自己，它们都知道为自己的利益去伪装。说人可以不为自己利益而生存，这样的圣人在哪里”？他还问我，那些反对你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说，多数是视公益为净土的真情怀人，容不得眼里有丝毫异物。当然，也有伪装高尚的，如孟夫子所说“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那一类，伪装一定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吧。
飞机降落北京，这篇东西连沾带写草成。非为回应晓光，而是答复关心“康徐斗”的朋友。观点分左右，认识有歧见，思想多交锋，公益才成界。徐永光、康晓光是君子之交，共事斗争二十有年，吵架是常态，各位看官切勿大惊小怪。爱凑热闹的亿方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在我转发的晓光文章上的评论，改了《道德经》几个字，称“永光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晓光知其黑守其白为天下式”。对两人都过誉了，但有格局，不看笑话，甚感欣慰。
欢迎大家继续批评讨论。本篇不算论辩文章，因为答案书中都有；如果非要算，就此封笔可也。
